编者按
2018年4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经智库》编辑部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专家研讨会”。此文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马弘副教授的发言内容。马弘副教授认为在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变成常态的情况下，以战止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开放的角度去应对，我们应该正确判断美国诉求是否有合理的地方，跳出中美贸易冲突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重构。
我的题目叫《“贸易战”的冷思考》。有不少专家认为贸易战已经开打了，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贸易冲突其实是国际贸易的常态，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已经有过多起双反和“337”的调查。2005-2015年，美国对中国发起127起的双反调查，以及150多起的“337”调查。如果都叫贸易战，那可以说过去每个月都在打贸易战。这个是不同国家之间根据自己的利益，不管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考量制定自己局部的贸易政策的手段，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我收集了一些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解读。数据没有问题，解读可能会有一些偏颇，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贸易冲突不可避免，而且会长期存在。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我觉得贸易冲突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把日本跟美国的贸易冲突拿出来看看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见图1）。红色的线代表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以美国为视角来看，这个图很明显地反映出就是中国逐渐崛起取代日本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地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傅高义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第一》，因为19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经济颇有赶超美国之势。他还写了一本《日本崛起的中产阶级》，讲80年代日本崛起一大批中产阶级。中国现在也崛起了很多的中产阶级，两者情况是非常相似。从历史上看，80年代开始美国对日本其实发起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贸易制衡的措施，包括要求日本汽车企业“自愿”限制出口，要求日本扩大市场准入，日元升值等等。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逆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我个人觉得贸易冲突没有办法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日本失败不在于贸易政策，而在于其人口结构，国内宏观政策，也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国家地区逐渐的崛起，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增强、取代日本厂商的地位。因此，我想说的是，日美贸易冲突绵延了十几年，中美贸易冲突也可能绵延很长一段时间，而中国国内的政策可能更加重要。
（二）美国的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动机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05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所以从美国角度来看，跟中国搞贸易冲突，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动机。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再看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结构，加工贸易仍然是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部分（见图5）。由于没有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这里并不包含中国台湾地区。可以看出，整个东亚出口份额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什么呢？跟日本80年代不一样的是，日本基本出口自己的产品，中国是帮助东亚地区出口。现在全球已经形成了东亚、美国和欧洲三个产业链，东亚产业链以生产为中心，美国产业链以消费为中心，因此我觉得需要把产业链放进来。产业链或者说全球价值链的情况下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变得非常复杂。这可能就需要我们专家学者进行更仔细的测算，并不是说我们把数字简单地排一下就能得出结论。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见图6）。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三）每次贸易冲突的结果都是中国变得更好更强
从历史来看，中美之间其实已经爆发过很多冲突，过程就像博弈论里面学过的“小鸡博弈”（chicken game），每次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结束，都是以中国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结尾。后果也无一例外，是中国变得更强，发展的更好。所以我想这次会有什么不一样。1991年、1994年、1996年美国都对中国实行了301条款（见表1），当时对中国开出的清单惩罚商品的价值都占到了中国出口美国的10%-16%，也是非常大的价值。2005年针对所谓的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惩罚，威胁对中国出口的全部商品征收27.5%的关税，比最近的301条款中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威胁重多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大概三个月后，央行突然推出了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果是中国对美国顺差不断增加，不仅在出口领域，而且在技术领域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强。
（四）如何应对中美贸易冲突
所以，怎么样应付中美之间已经变成常态的贸易冲突的话，以战止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是要从开放的角度去应对。
我们说美国的301清单不合理合法，但也要判断其诉求是不是有合理的地方。美国第一个诉求是要对等和互惠。我作为贸易学老师，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说的都是两国贸易则两国都有gains from trade (互惠)，贸易可以带来所有国家的收益的增进。美方的理解是贸易还需要对等，需要给中国的厂商和美国的厂商创造同样的营商环境。
第二个是消费品的进口税费。看消费品进口关税，我也非常奇怪这个问题，我国进口车关税非常高（见图8），加入WTO之后进口车关税从80%下降到43%，之后就一直停留在25%。2018年我看到说要开始降下来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再看图9，开始时最上面的那个是原材料，接下来蓝色的线就是消费品，但是消费品关税一直居高不下，2006年之后基本上是平的，2009年之后甚至还有所上升。消费品关税上升，对消费者来讲消费者剩余就下降了。加入WTO后，WTO的全部要求我们都已经兑现，但我呈现这种图是想说明我们还有空间进行更好的改革更好的开放。
第三个是对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服务业准入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中国服务业限制指数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图10中最上面的最长的是中国，深色的是制造业，纵轴左侧深色部分是1997年的制造业，右侧是2014年制造业。中国在1997年到2014年制造业FDI管制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但与其他国家比还是非常高的，在世界上还是排在非常前列的位置，可能看图11会更清楚。受崔凡老师的启发，我们可以用图12看看中国服务业的管制程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在加入WTO最初，金融业和电信业都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开放，但到了2006年、2007年之后，基本上都停下来了。
另外，还有政府一定的干预和补贴。时间关系，我就略过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我有两个结论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们在考虑贸易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怎样选择报复清单，是根据产业竞争力还是根据消费者福利？还是像特朗普一样把贸易看成是零和博弈，制定政策是为了最大化打击对手？或者如果对手打击我们、我们就一定要同等量级反击它？通常选择一个最优关税的时候是需要去准确估计每一个商品的供给弹性，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国际贸易学者跟经济学家们需要做更细致的工作，收集更多的数据。
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应该跳出中美贸易冲突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重构。
回顾中美贸易的冲突，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冲突在WTO多边框架下是无法解决。WTO框架是1995年建的，中国是2001年加入WTO的，那么十几二十年过去了，WTO当时的框架有很多不适应我们现在的新问题。比如说WTO框架里对国企的定义非常模糊，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各国之间对国企的这样一个争端，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选择重起炉灶，做一个TPP，希望能主导怎么样定义国企，怎么样定义劳动跟环境的规则。WTO规则也没有对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一个非常好的多边准则，可能多边一直在谈，但并没有谈好。另外，关于技术和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有相关的规定，但对不同企业之间的正常的技术买卖也就是技术流动还没有规定，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说中国强制企业转让技术，这是企业之间的谈判，合同给你的，但是这个在WTO规则里没有规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是投资的问题。美国跟欧洲之间准备在投资方面进行协议，所有这些协议都是WTO框架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进行新的规则制定。对中国的启示是，中国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FDI。2016年时美国相继推出要加入TTIP和TPP，我记得当时中国学界是非常紧张，开了很多的研讨会，后来取消了，所以好像大家松了一口气。我反而觉得现在我们更应该仔细研究TPP规则制定，我们以后考虑的是怎么把中国主导的规则推到全世界，这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利益，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企，有一定服务贸易的欠缺，还需要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