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中国经济报告 王艺璇
发展是个大命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历了高速增长的40年后，未来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的第一热词，也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要旨。且看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针对中国的这一发展战略如何支招。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加强研究人们的叙事和言论，它们是影响经济增长或滞后的重要因素。叙事经济学（NarrativeEconomics）是传统经济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诸如“中国梦”“美国梦”这样的叙述或话语却对市场运行和大众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非常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这鼓励了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创造性，营造了乐观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并不是“中国梦”第一次被提出，早在13世纪，中国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就在一首诗中描述了“中国梦”。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习近平主席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美国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美国人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于1931年在其所著的《美国史诗》中第一次提到“美国梦”，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一概念才真正开始流行。“美国梦”和“财富梦”虽有交叉，但并不一致，“美国梦”并非关于房子、汽车或是高薪的梦想，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梦想。但在流传过程中，“美国梦”却有些被滥用，犹如病毒一般，内涵发生了变异。
“美国梦”和“中国梦”都有很多活力，可以推动经济的成功。生活在“中国梦”中，你可以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企业家精神需要勇气，需要对自己信任。同时，实现“中国梦”也需要人们不断积累技能。我们不应将“中国梦”和“美国梦”相互对立，两个梦想有着相似性，应该尝试共同成就。
得益于大数据、搜索引擎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机遇。未来可以研究一下，什么样的叙事成功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叙事没有成功。这将会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焕发新经济的活力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的转型包括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发展模式由集体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乡村要发展为城市、从新兴经济体到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所有的这些挑战在中国都存在，但中国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是坚持了务实主义。务实主义使得中国经济转型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背景下“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走，一边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口气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第二是坚持渐进式发展。中国政府相信改革是需要一直进行的过程，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学习积累，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是合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强调要推动创新经济，让大学的科研机构、新的私营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坚持对外开放。中国意识到要成功就必须对外开放，不只是贸易开放，学习和教育也要开放。
动态地调整政策和不断学习非常重要。一个阶段的改革，意味着这一个时期的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代表下一个阶段它依然有效。
GDP是一个常规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对准确反映经济绩效并不是特别好。有时候没有考虑到分配的问题、可持续性的问题，以及人民总体的福利问题。用GDP监测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对价值的判断。如果要衡量中国今后的增长，不要仅看GDP，而是要通过新的措施，要有一系列全套的指标来衡量才行。也就是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
如何实现更好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第一，重视环境问题，应当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发展权衡指标中。第二，税收是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经济环境的良好发展。第三，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城市进行良好设计，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第四，确保高质量的健康发展，关键是要为百姓提供普遍的医疗服务，政府应当在健康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第五，要高度强调教育质量，为人们提供普遍的教育机会，同时还要考虑农村地区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从长远角度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采取措施，引入新的机制，改革原有制度，征收财产税等。如果能够从数量发展真正迈向质量发展，肯定可以解决经济面临的很多挑战，以后的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于债务，而是依赖于税收和股权。从数量发展迈向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数字革命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数字革命正在进行中并且还未完成，但已然淘汰或挤占了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扩大。其后果是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地点等要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制造业将向市场转移，以节约物流成本、提高运输速度。它也许还会沿着创新中心转移。其实，在很多行业，只要有一两个不错的枢纽和中心，就能够整合行业全部资源，如硅谷、深圳、杭州，能够产生集群效应。
这些影响和后果还未完全显现。很多国家之前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但数字技术让这样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采用怎样的发展模式，是传统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还是其他新的发展模式？总的来说，数字革命还是带来了积极影响，比如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的崛起、移动支付的兴起，但是它们是否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无法定论。
如今对服务贸易的统计还不准确，而服务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例很大，不可视而不见。与货物贸易相比，测算服务贸易难度很大，因为贸易会逐渐转移到数字平台、电商平台上。如今经济已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字平台，贸易也是。具体如何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和提供数字技术的企业受到何种监管，是否有国际协议对此类活动进行规范。不受监管的互联网是行不通的，因为会带来网络不安全、滥用网络等负面问题。所以互联网需要监管，但不应该各自为政，应进行适合各自体系的监管。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若不希望数字革命带来的负面问题抵消积极效应，就必须做大量工作。
尽管近年来中国基尼系数开始下降，但从全球来看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而导致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但其不能获得相应的公共社会服务，比如造成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虽然进城打工增加了这些人的收入，但这并没有办法弥补留守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留守儿童在认知、性格、技能等形成的关键期缺乏“有效的父母参与”。其代际影响令人担忧。因此，应进一步引导当前公共政策关注这一问题，并提高早期教育投资。随着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政策在鼓励孩子学习技能方面有欠缺，机遇的不同也会造成未来各代的不平等。所以，中国要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这应成为改善人力资本很重要的部分。
过去40年，中国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适龄劳动力人口的驱动。然而，伴随人口迁移和老龄化，助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量有技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正在减少。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在教育、技能形成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确保教育机会均等，减少对流动性的限制，为人力资本投入创造有效的市场，并准确把握技能形成的动态生命周期。
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其他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全球化的日益升级是相关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次的全球化与以往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本轮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表现在本轮全球化把无技能的人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未能从全球化分工当中受益。
很多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可以利用低技能工人。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有所增长，贫困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低技能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这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生产，即使是可以停止的话，效果也适得其反。因为全球化生产确实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全球化也是贫困国家走向繁荣的动力源。
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底层工人的技能，让他们获得全球化生产中的工作机会。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对私营企业进行补贴，鼓励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只有给包括无技能工人在内的工人们“赋能”，让他们获得谋生的“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新技术总会对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而且这种产业的转型不断发展，有些行业会越来越好，有些行业就不可避免地会衰落甚至淘汰。这一过程也在加剧收入不平等。计算机提高了教授的生产率，因而其收入大幅提高；清洁工和保安这类底层人群的薪资则停滞不增；而行政类人员则可能失业，或是收入水平下降。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内部薪资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一旦引入新技术之后，我们就要确保它所带来的益处能够在经济中比较平衡地分配，而不只是让部分人受益。每个新技术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过渡，从而使得经济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得到调整，不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落在后面。
很多经济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消失，需要技能的工作将会得以保留。例如在银行，出纳员这个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银行服务则需要人来完成，比如推荐理财产品。在高技术性的、高创造性的行业以及服务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发挥作用。
我们应积极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企业会自行进行业务调整，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政府也应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则需要确立终生学习的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这样，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也会大幅提高。
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可能由极端的情况引发，也可能由意外因素的变化引发。例如，经济参数的变化、干扰性事件或者贸易战。当然，经济危机还可能是由市场情绪波动引起的，市场情绪不再乐观或者加速悲观，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样的情绪变动所形成的预期很可能只是猜测。尽管下一次经济危机必将发生，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核心是银行危机，其特征是银行资不抵债，其资产市场价格剧烈下跌，导致挤兑和银行倒闭。与2009年相比，现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能够更好地应对商业危机。
在银行应对商业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时，其他经济部门的危险性也大大降低了。不排除全球或者绝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新型的商业危机。比如，资产价格下降、投资萎靡导致就业萎缩，或是政府和居民债务的进一步上涨。
这些危机可能发生的最大依据是，现在对于企业或居民住宅的估值并没有稳固的基础，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没有非常好的基础。由于不可能对这些资产的价值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很难衡量其中的风险大小。未来全球很多地区可能都会遭遇剧烈的波动。即使中国能够独善其身，也可能会受到间接危害。
我们不要因此消沉，而是要正确看待。我们正在经历着繁荣的时代，只要经济还在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我们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可能遇到经济危机的部分诱发因素。即使经济遭受另一场危机，我们也会克服危机，继续发现新机遇，让经济继续健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