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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董希淼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日《金融时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要积极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可见，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正值我国对外开放四十周年，伴随着全面开放的步伐，我国银行业也应主动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格局和新节奏。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外资的进入，不应只看到竞争，也要看到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先帮我们梳理一下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历程？
董希淼：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阶段、加入世贸组织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阶段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阶段。
第一阶段：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主要配合改革开放的进程，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业务随着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迅速成长以及中资企业国际业务的发展而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外资银行陆续在我国设立代表处或者分行，经营范围主要为外币项下的部分银行业务。199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逐步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
第二阶段：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主要围绕着履行“入世”承诺进行，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外资银行业务经营逐步范围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开始以战略合作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例如，逐步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从外资企业和外国人逐步扩大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居民，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限制，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外汇负债 50%的比例等，在承诺基础上逐步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2004年，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获得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此后，一批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开始入股中资银行，尤其是积极参与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如美国银行入股中国建设银行、瑞银集团入股中国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外资银行入股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入股广发银行、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入股南京银行等。
第三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监管部门重点加强防范银行业风险，加强国际监管协调，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缓。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减轻，国际金融市场趋于再平衡，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
2007年，我国针对外资银行提出的法人化等管理措施，在这一阶段不断深入推进。外资银行法人化对防范外资银行跨境风险起到良好效果。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企稳，2014年12月20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主动实施进一步开放措施，适当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为外资银行设立运营提供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
《金融时报》记者：自去年以来，我国银行业进入了扩大开放的快车道。从《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到《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监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针对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监管层的用意何在？
董希淼：根据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有深刻的影响，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本质上由金融体系结构决定，金融体系结构实际上就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金融体系的深化发展就是金融体系复杂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科斯等人也认为，金融开放可以通过几个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当前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金融领域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和参与主体的丰富程度。金融领域的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对我国金融深化发展、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丰富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种类，提升市场活力；其次，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金融产品种类，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最后，外资银行是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中介，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当前，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占比不断提升，大型银行在世界范围的布局越来越广，我国已有5家金融机构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数量也不断提升。根据银监会数据，2017年底，我国已有外资银行法人机构39家，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13家，较2002年增长近5倍，年均增长13%。
但是，在“引进来”方面，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依然存在不足。近年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发展平缓，在各项业务中占比较小，市场份额不断萎缩。以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为例，2011年在华外资银行占比为1.93%，2016年这一比重下降为1.29%。由此可以看出，外资银行不仅占比小，而且比重在不断下降，2011~2016年连续下降5年。根据银监会数据，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为3.24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为1.28%，下降势头并未改变。
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放开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既有利于巩固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成果，也有利于弥补开放过程的不足，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市场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对外开放和安全发展之间的平衡?
董希淼：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对我国银行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总体上看，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将会进一步带来银行业的管理方法、经营理念的提升和改善，从而促进银行业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从不同类型的银行来看，银行业双向开放水平的提升带来的影响也会不同。对于大型银行来说，更多地可能是业务层面竞争加剧，外资对我国银行业业务发展的影响不断提升，从而在市场上对大型银行形成挑战。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除了要面临业务上的调整外，可能还要面临着来自外资的收购与兼并。大型银行体量庞大，外资银行很难对其形成威胁，但是中小银行的控股权往往较为容易就能取得，所以更可能在我国银行业扩大双向开放后成为外资的收购目标。
所以，无论是我国银行业机构还是监管部门都要做好相关应对措施，积极适应对外开放节奏的加快。对于银行业来说，首先，在开放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同业先进经验。发达经济体的外资银行发展时间长达数百年，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等较为成熟，在竞争中学习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其次，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准确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中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国家宏观政策和区域风险特征等的理解更深入，在国内的机构网点布局较为全面等，这些都是外资银行短期内难以具备的。最后，面对外资的进入时，不应只看到竞争，也要看到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在业务层面，中资银行可以利用自身客户基础好的优势，外资银行则可以发挥业务模式更加成熟的优势；在股权层面，外资银行通过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参与管理的话语权，这也有利于我国银行业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公司治理。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不断拓展，未来银行业务的交易结构将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等特点更加突出。因此，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弥补监管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监管部门还要注重学习和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监管标准，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监管部门交流合作，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使监管能力和水平与开放程度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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