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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原标题是《建设国际知名智库，中国仍任重道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唯一一处提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在主题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七部分，将智库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高度上来论述。在同一段落中，报告尤其明确提出智库建设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要求再次为中国智库人指出了前进方向，即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视智库的对外合作，有效构建全球影响力，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进展与不足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首次重要批示以来，数次在公开场合讲述智库对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重要作用。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更是提出到2020年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的总体目标。对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入五周年的重要时段，是时候就对外合作与国际影响做出阶段性的评估。
应该说，过去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突飞猛进，在国际影响力塑造上实现了人才、方式与制度等方面的重大进展，但真正距离“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时代需求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具体的进展与不足，笔者评估如下：
第一，过去五年，一批资深官员与知名学者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但是相比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声音的急切需求，中国智库仍存在人才极度短缺、能力极其不足、积极性仍不高等问题。
近年来在海外有效发声的中国智库案例不少。2016年7月5日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推出前一周，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举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上发出“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引起全球舆论集体报道，堪称当年在国际社会的震聋发馈之声。傅莹大使近年来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慕尼黑安全峰会等诸多重要国际场合为中国发声，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此外，如王缉思、阎学通、金灿荣、李世默、陈定定等多位学者频频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撰文，为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然而，国际上知名与重要的论坛至少有数百个之多，真正能够用英文流利发言且能讲清中国发展与改革逻辑的中国智库人士实在是屈指可数。一些能力具备的智库学者出于诸多复杂考虑与限制，经常会对国际发声的工作积极度不高，表现矜持。
第二，过去五年，一些中国智库著作被翻译成外文，智库在海内外办会的频率大幅度提升，但中国思想真正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让他国为中国主题的会议“埋单”的难度仍非常大。
一些智库与国际同行、出版界的合作日趋机制化。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王义桅教授“一带一路”著作均为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当地市场上热销；笔者所在机构与数十个国家智库合作，在G20、“一带一路”等主题上在他国办会数十次，宣讲中国上百场。诸多跨国研究合作事例也屡见不鲜。社会智库在国际合作上尤其活跃。但客观地讲，主导各国社会关于中国解释的主流声音的，仍是所在国的智库与学者。更糟糕的是，在思想与知识产品（包括著作、文章、视频、会议等）的国际贸易上，中国仍处于绝对的逆差。欧美一流智库在中国影响力被国内机构与舆论过度放大了。
第三，过去五年，在智库国际合作的制度创新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一些中国智库在海外设实体的常驻机构，但关于智库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仍是偏紧，各类财务、会务、邀请审批程序仍未放开，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智库国际影响的生产能力。
近年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积极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设立中东欧研究院，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在“一带一路”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南京大学南海中心与中国南海研究院等机构在华盛顿共建中美研究中心，也是中国智库走进美国的经典案例。一些智库纷纷建立外文网站。不过，针对智库的外事管理体系迄今仍是非常巨大的制度障碍。害怕违反外事纪律，担心对外交流出错，仍是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在国际合作上考虑的首要问题。
多方位改革仍需推进
诚如笔者在拙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所述，相比于中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以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各地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出国门的全球组织力、主导他国的国际感召力、影响国际进程的话语塑造力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人才输送力。建设国际知名智库，中国仍任重道远。
其实，这些年来的智库建设充分折射了中国的改革不易与人才鸿沟，也使长期累积在各部门的思想误区进一步暴露出来。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弊端与不足都会在智库发展中得到全面或部分的反映。相反，智库建设的水平与高度也需要依托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这是智库建设必须面临的重大时代背景。
但另一方面，智库人需要敢为人先，勇于思想解放，大胆地在知识生产、建言献策上走在决策者之先，走在国际博弈与全球困局的思想前沿，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诠释、说明与宣讲的角色。数千年来，中国先贤智囊多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更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鸿鹄之志。当代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智库一样，能够继承古代学人优良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与天地情怀。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强国，智库人当自强。
好在“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近年来，国内智库与管理部门在复杂的国家转型升级期，努力推进国际合作、塑造国际影响力的劲头并未减弱，意愿仍很强劲，相信在以下工作上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支持，中国智库发展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得以实现是可期的。
在财务上，各方仍然需要继续对智库建设给予更大支持。笔者曾专门撰文比较，中国前十大规模的智库与美国的年度预算平均相差约6-10倍，中国优秀的智库学者与美国工资的差距也在3-5倍之间。美国有数十家著名智库或研究机构在中国有常驻机构或常设项目，每年在对华传播与影响力打造上的预算投入巨大。这一方面是源于中美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但也在暴露出中国智库发展不足的客观原因。
在人才上，各方仍然需要继续拓宽智库的选人用人机制。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难发现欧美一流智库往往有大量专业化、职业化的优秀人才。目前已有大量外事部门的退休领导、资深官员与新生代人才通过“旋转门”等机制加入到中国智库事业中来，这样的进程应继续加快。智库发展不能只有学术与研究精英，更需要有更多综合人才，尤其是兼具研究、传播、管理、运营的全面人才。
在制度上，各方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落实相关文件要求。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有一项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其中提到要“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交流、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等内容。这些内容已在近年来出现了各方面的政策松动，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与执行。
在创新上，各方仍然需要继续鼓励大胆探索、求真务实。智库学者本人需要敢于在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上讲求切磋讨论，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真问题、难问题，在国际上敢于发声、勇于发声、善于发声。智库管理者也需要在各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鼓励与支持学者进行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构建国际对话平台，重视国际智库人才的培养与发掘。
在政策上，各方仍然需要为加大智库的国际能力而取得突破。比如，如何吸纳海外智库专家尤其是国外前政要、前高官成为中国智库全职雇员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与认可；如何让在捐款免税、筹款机制、财务自主等方面给予更大的制度保障与高效的政策监管；如何通过国家力量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任职上，获得更大的突破。这些都将考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深化改革力度与成效。
总之，在经济、军事、社会治理等领域，中国已是全球“巨人”，但在思想与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国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不强智，难以强国。唯有构建全球影响力，智库发展才真正配得上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此，中国智库人应迫不及待，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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