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瑾
首发于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
中美贸易战，两国利益发生碰撞。如果可以从更长的眼光来审视，贸易战背后其实涉及更多制度层面调整。中国应该继续减税。
美国税改如同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那只蝴蝶，虽然税改对于美国经济带来的数据改变并不起眼，但却已经在全球酝酿了一场风暴。在各种声音中，中国已经迈出实质性一步，减税应该继续。
2018年3月，中国国务院宣布，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以下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一是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其次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最后退还部分企业的留抵税额。
美国税改，中国减税，从何说起？
首先，特朗普减税举措令美国企业界欢欣鼓舞，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比如说日本等国已经宣布会跟随减税，而欧洲也备受影响。从目前数据来看，欧洲其实有相当大的减税空间，像法国、比利时等等国家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都十分高昂。传统上，欧洲的失业率市一直系统性地高于美国，除了劳动法规等因素之外，税收过高，导致企业不愿意资进行设备支出等等，也有一定关联。毫不奇怪，特朗普减税方案，对于其他发达国家都会有所压力——他们如果不减，他们可能会流失一些企业和商业机会。
那么对中国是什么影响？在谈论美国税改影响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财税改革的状况。
中国也有过成功的拉弗实践
回顾中国的税收变化，可以发现中国也有过成功的拉弗实践，尤其体现在1979年~1995年间。从1979年到1998年，以实际税率来考察，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发现与拉弗理论存在吻合之处：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税率持续降低，从接近29%降低到了最低点11%，那么如此巨大税率降低，并没有妨碍中国的财政收入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这一阶段中国税率的降低被税基的扩张所抵消，财政收入仍然是快速扩张的。
这一态势到了1996年之后发生变化，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出戛然而止。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直线上升，上升顶点直到2012年。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阶段，也就是2007年之前，中国的税率与中国的GDP同步上升；但是到了2008年之后，中国税率继续上升，而GDP增速却在不断下滑，进入后拉弗实践。按照拉弗曲线说法，这暗示中国的税率能是已经过了最佳平衡点。
中国税收高不高？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税率已经超过了新兴国家的平均值，虽然仍然低于OECD国家，但的确是超过了跟自己收入相当国家的税率水平，而且这还不包含庞大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税为什么会这么高？一个问题是存在重复征税，尤其在企业层面。中国同时征收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很少国家会同时收增值税和所得税。同时，中国税收也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征收增值税的过程中间，对于企业的各种薪资开支是不予抵扣的。对此很多财税专家有过争论，其结果就是会引导企业以资本来替代劳动，不利于就业市场。值得一起的是，中国特有的五险一金、土地出让金等等收费项目，也让企业的税负比名义税负更高。
企业税负问题之所以重要，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有关，这就是中国投资回报率过低的状况。对比这些年中美之间资本回报率数，可以看到美国是比较平稳的保持在8%~12%之间，目前接近11%；而中国投资回报率却从16%降低到了4.5%。这种降低的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的资本过度投资与资本过剩，但毫无疑问也与企业的税负过重相关。
中国投资回报率降低，导致什么后果？首先，民企的投资增投资增速快速走低。过去十几年时间，民企投资增长速度高达30%~50%，而现在却降低到了个位数。以2016年投资增长的构成来看，整个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有8.1%，但民企的投资增长速度只有3.2%，而国企的投资增长速度是19%。
其次，企业没钱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中国的就业增长速度的下滑和居民消费的不振。当中国企业没有大规模的雇佣人手，没有大规模地为为了争夺工人手而加薪的时候，居民的收入增速就会降低，消费增速自然也就没有那么高。
如此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反思，中国怎么样才能够取得真正经济发展？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角度，是把经济增长视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过程。这一边界的扩张需要企业作为主要的探索者，去探索怎么样才能改善生产流程和技术水平，来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中国依靠什么提升生产可能性边界？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其增长动力更多来自于赶超，其巨大的后发优势（距离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决定了它们有潜力取得快速增长。从战后经验来看，通过外向型经济政策、经济自由、稳定政经环境，后发国家最近五十年出现过不少成功赶超案例。在每一个技术可转移性的行业中，后发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的巨大优势，只要满足上面三个条件，都能够帮助后发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分工链条，并取得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
审视中国的发展经验，同样是受益于外向型经济政策、经济自由和稳定政经环境。中国目前已经被视为美国之外的最大经济体，但考虑到综合实力等因素，中国经济仍旧有不少改善空间。笔者的换算来看，其实中国综合国力排名还是在第五位，对比美国还是有不少差距。
也正因此，回到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减税问题，归根到底，中国是需要提升自身经济增长潜力，来应对特朗普减税的冲击波。具体怎样做？我认为有两条措施。第一条是中国应该以增强经济竞争力为核心考量。要达到这点，归根到底是要真心实意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过程应该让企业而不是政府去承担企业家功能，探索怎么样最快地去改善经济效益与创新水平。其中最为重要的具体环节，就是需要让国企与民企展开公平竞争，破除国企得到的政府担保与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去松绑国企的各种负担，让国企真正成为一般法人意义上的企业。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企业尤其是民企投资意愿下降是中国经济效率降低与投资回报率降低的相当重要的组成环节，那么增强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也相当清楚。当前经济形势下，毫无疑问就是不管有没有川普减税的压力，其实都应该千方百计地降低企业的税负。只有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才能够增强他们的竞争力，才能够提升投资回报率。
如果更一步追问，中国要怎么样才能够减税，那么需要重新塑造政经环境，让公共部门尤其地方政府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去扩张、花钱。如果公权力总是有强烈的欲望去花钱，必然会有强烈的欲望去收钱。而如果没有降低企业税负、增强老百姓开支能力，增强竞争力自然是无源之水。可能的方式很多，让国资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去为社保做出应该有的贡献，来降低当下社保的压力；其次，要减少地方政府以投资来求政绩的动力，相应地应该放弃GDP增速目标，简政放权，合理政府绩效考核等等。
最后来看，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能否提供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个人与企业的经济自由得到确实保护与尊重。这是中国当下更紧急的课题，也是回顾美国减税历史给予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