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科技发展不必然导致失业
二十一世纪，工业4.0（Industry 4.0）时代曙光初现，其典型特征是“智能化”。此时，具备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能力的人工智能载体极有可能在大数据量的积累达到质变的奇点（singularity）。由此，有必要对每一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就业和福利产生的影响进行考证。
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就业状况如何最终取决于一国能否制定出与本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法律政策而不是“自然”的力量或技术。更确切地说，过去机械自动化所带来的失业问题远远不如过去的一些国家经历大战后所面临的就业冲击复杂。美国二战后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失业既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也不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的英国，当时有42%的劳动力即将面临失业。但英国通过几个政策和法令改变了战后可能出现的失业潮，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补偿私营部门，大力进行公共投资，让企业和资产所有者承担公平份额的税，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投票民主化政策。与此同时，对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刻改造，其主旨是通过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化引导有效需求，并进而推动充分就业。
过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不仅没有因为科技发展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而是从科技进步中不断获益，实现了人类的显著发展。毕竟，机械化、智能化都是机械性学习，拥有数据处理能力并不等于拥有像人类那样生产知识的能力。众所周知，电脑可以用来玩游戏，但是它却不能创造、发明游戏。在机器智能的奇点没有出现之前，一般来说他们是不具有人类所具备的批判性思维、情感及意识的。它们遵从的是人类设定的规则，却并不具有解释或质疑规则的能力。
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不一定能平等共享
2016年12月20日，美国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该报告肯定了人工智能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指出其影响的样态和速度尚存不确定性。该报告为解决人工智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三大策略：1.投资和开发人工智能，以收获更多利益；2.教育和训练美国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3.在这个转型中帮助劳动者，确保他们能广泛地受益于技术的增长。
技术提升生产率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减少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让工人能够负担起更多的消费品和服务，但社会不均衡及不平等程度可能也会上升。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这种不均衡、不平等甚至抵消了那些增长。诚然，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或许能帮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创造能广泛提升美国生活的新潜力。然而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并不一定能平等共享。这既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性质和速度，也取决于工人为获取由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福利而进行谈判的能力。
整个二十世纪末期，技术变革通过各种不同方向产生作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增加了相对生产力，这也是基于技术的科技变革的例子。这一波技术进步，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正在颠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也要做出调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创新必有回报，否则它不会被社会采纳。但是，单凭市场力量本身，无法确保人们共享创新所带来的收益。
最近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未来十年中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持续向着技术型职位发展，正如计算机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近几十年内的发展做到的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工资与技能是强相关的，这意味着对低级技术的需求大幅下降，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几乎没有下降。在可预见的未来，关于引导技术变革的方向上，经济激励和公共政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给予适当的关注和正确的政策与制度响应，先进的自动化可以兼容生产力、高水平的就业和更大范围的共同繁荣。但是，一些冲击带来了更大比例的失业。这份报告倡导提出政策来教育和培训新的工作者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帮助失业人员重回就业市场并积极应对不平等。即使没有人工智能所驱动的自动化，这些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但因为人工智能正在对经济带来重大的变革，所以这些政策也就更加重要了。至于劳动者的薪酬待遇问题，其实它取决于对技术水平的要求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所起到的作用。此外，薪酬还取决于对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的供给，而这一因素会受到教育机会和文化程度分布的影响。决定薪酬的因素还有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最低工资法和其他一些影响工资设定的制度和政策。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教育及劳动政策法律的应对
在国家政策层面，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首要任务当然是确保网络安全，并具备高效精准的信息监测操控能力。从国家发展长远考虑，还需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各项投入，不断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发展局面。同时对于已经毕业和已经就业的学生也提供此类学习新技术知识的条件，这包括扩展就业驱动的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机会，以及为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指导以完成工作过渡。根据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现状，我们在做好人工智能基础教育普及的同时，加强人工智能高技能职业教育和创新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应革除传统鼓励死记硬背应试教育的缺陷，将课程和教育重点置于推动创业和创新的技能上。此外，广泛参与与主要工业化强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我们需要制定符合国情的产业政策，侍时机进行科学立法，鼓励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鼓励校企合作，根据高技术产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能够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高技能人才。
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竞争。制造业需要进行自动化改造，工人也需要更新技能。首先，要继续完善全社会普及的、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的现代化，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生存保障。其次，需要积极引导企业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并鼓励和支持从业者通过自身合法劳动增加收益。对于新业态从业者，要尽快出台劳动基准法，对相关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保护。对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群体，评估其职业类型，鼓励成立工会组织。同时，就《劳动合同法》的解雇制度展开研究，谨慎设计解雇劳动法律制度。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推广和应用，要兼顾其替代普通劳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待到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或者相关专门法中就机器人的应用和发展进行原则化、进而不断细化的规范，对于滥用机器人者，责令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进而达到实现规范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的目的。在更长远的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的普及，为应对失业者剧增导致的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有可能真的需要考虑对机器人所有者进行征税，从而支付因人工被替代可能造成的个人收入空间被压缩而增加的社会保障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