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去年以来，西安、武汉、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措施，以期吸引人才，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与升级。重视人才的价值、承认知识的力量，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次人才争夺战中，也有一些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本文主要从人才争夺战的市场逻辑进行讨论。
一方面，市场应成为人才合理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本轮各个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各个城市政府之间的人才争夺战。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或者雇佣与使用人才的用人单位，在这次“战争”中却鲜见身影。同时，户口、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力量成了主要的武器。这与“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完全吻合。人才市场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它们理应成为人才争夺战的排头兵。
由政府主导的人才争夺战，规定什么样的人属于人才，面临多重风险。其一是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风险。相对政府而言，用人单位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结构最适合自己的发展；其二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风险。采用户口、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力量配置人才资源，扭曲了要素的价格和要素市场，弱化了价格的信号功能，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三是政策变化滞后于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的风险。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转型与升级的过程，国内外市场瞬时千变万化。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划定的人才范围难以实时做出调整。这些风险很有可能导致政策结果的无效率。
另一方面，人才政策要发挥比较优势。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和历经检验的观点是各个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经济交往（例如贸易）中要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共赢。各城市在制定和实施人才政策时，也要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具体说，吸引的人才要与当地的自然禀赋、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相适应。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在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家都是人才，关键是哪一类型的人才更适合本地的比较优势。一味追求引进高大上的顶级人才不一定是最优的策略。这次人才争夺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策趋同、对人才的认知趋同，人才争夺战呈现零和博弈的态势。
而在人才政策上注重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不仅可以使吸引来的人才更好地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实际需要相契合，避免对同质人才需求形成的恶性竞争，而且各地在产业上可形成优势互补，导致多赢而非零和的局面。
当然，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可以理解成为相对应的产业政策服务，但偏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鲜有成功的例证，与其逆水行舟，不如顺势而为。
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精神、创业创新和城市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地区（城市）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大量中小型企业的存在有利于当地的创业创新活动，可以使当地的经济充满活力；而单一的经济结构、个别行业、大型甚至特大型企业占垄断地位的区域不利于创业创新活动，也会影响当地的经济活力。同时，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还来自产业的聚集以及上下游产业的互补。引进人才，也应该持包容、开放、多元的态度，充分发挥经济的聚集效应和外溢效应，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行业，以免长期造成负面的后果。
同时，对人才的吸引不能只关注领军和高端人才，对非领军人才和辅助人员也要足够重视。只有优秀的各层次的人才队伍和强有力的辅助支撑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此外，现有的经济学研究表明，统一的、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影响了经济的集中程度，从而使经济的聚集效应未能达到最优水平。同时，户籍制度也使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导致他们和雇主都缺乏稳定的预期，从而没有动力进行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这成了中国高技能工人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产业的升级换代。
现在各城市出台的人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所采取的非市场化手段本质上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的形成，因此也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之，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作用是消除要素包括劳动力（含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