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付如初/文 “我找李大师，云端不可寻”，这是李敖生前最后一部自传的引言之一。前面还有两句，是李白赞美孟浩然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接着写下“我找李大师，云端不可寻”的时候，是戏谑的自夸，如今，却已成为现实。这本自传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叫《李敖风流自传》，大陆出版的时候，把“风流”去掉了。
李敖于2018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龙抬头当天安然离去，享年83岁。83年，横跨海峡两岸，亲历战乱、党争、文祸和时代巨变，笔耕不辍，才思俱佳，性格狂傲，争议连连。可以说，李敖的一生，恰是时势与英雄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一生。如今，传奇逝去。几乎是一瞬间，微博、微信、新闻、访谈自发地铺天盖地，尽管也不无争议，但话题炙手可热；然而，很快，“风流”即被“雨打风吹去”，到他“头七”的时候，媒体上与悼念有关的消息已经很少了。
悼李敖和“看”李敖
据其好友陈文茜的悼念文章回忆，之前，李敖已因脑癌引发的免疫力低下，住院两年多了；去世前的一个多月，他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他曾在自传里戏谑：理想的死法是死在十七岁情人的大腿上。然而，人生死相众多，终究是无法曲终奏雅。
爱因斯坦曾评价圣雄甘地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世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这评价为八十岁的李敖所羡，也被他在自传中借为己用，用以总结自己一生的“示范”与“播种”。
他说：在中国，生民如过客，除非成群结队或者立党夺权，纯粹的个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夭折与牺牲”。好在，李敖九死一生，冒出头来。但饶是如此，也不过是“示范”而已，人民还是人民，改变是很难的。血肉之躯在这人世上所有的苦心和苦行，也终究只能“化作一道阴魂而去”。
或许，于李敖而言，“示范”也是太乐观了。无论是说他“前半生豪杰，后半生小丑”的苛责，还是揭他为人瑕疵的道德控诉，甚至包括对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的追慕，都只是遥做“看官”而已，而且，是互联网时代、娱乐时代的“看官”——一切都变得扁平，一切都“聊作谈资”。至于他“播撒”的种子，思想的、人格的、文学的，甚至是文人风流的，还能被几人辨识，在几人心中生根，则全看读者自己的造化。
可以说，李敖生前死后，都没有免于“被看”的命运，而且是盲人摸象般的“被看”。当然，他自己也有意吸引人的眼球，希望被关注。我想，这既是他作为“战士”的幸运，也是他作为“狂人”的悲哀。“战士”因被关注而光环加倍，“狂人”则因被关注而迷失日远。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作家，“被看”当然是好事儿。从早年在《文星》写文章，到出狱后一再“以笔为枪”与国民党缠斗，与所有的人事缠斗，编写下煌煌三千万言百余本书，其中96本被查禁，都是李敖作为“刀笔战士”的辉煌业绩。及至出狱后与明星胡茵梦的结婚离婚，李敖开始进入“娱乐”界面，从此花边不断，一发不可收拾。到晚年，他上电视，开微博，参与台湾政治，沟通两岸文化，“个人”李敖进行了一场横跨意识形态时代和娱乐时代的传奇旅程。
观点犀利加言之凿凿，骂人尖酸刻薄加自吹毫无顾忌，慢慢地，李敖从一个“血肉之躯”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符号，一个标签，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扁平，悲剧和正剧也慢慢开始变成喜剧，甚至闹剧。尤其是作为“狂人”被看的时候，他越来越需要承受“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后果。所以，他才会放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才会自明心志为“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陈文茜也才会在悼念他的文章里，反复写他精神上“战士”的底色，写他作为自由主义先驱的“寂寞”与“孤苦”。
读李敖
李敖是写文章的大才，做学问的高手。他的文章，常能妙语连珠，所以，大多都非常好读。但是，作为作家，李敖还是给后世的读者制造了很多阅读障碍。且不说他创造了个人书写之最，政论、散杂文、学术研究、小说（这样的排序也代表了我对他作品的判断）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力有不逮；就是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伴随着台湾、两岸现实的发展，携带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这一点，就让后世的读者望尘莫及。比如，他常能旁征博引，博古通今——年轻时写文章谈台湾的妓女问题，也先从《诗经》的考证讲起；骂蒋介石也是从古至今为他寻找同类。包括写《北京法源寺》《第73烈士》这类的小说，他也是做足了史料的功夫，甚至不惜掉书袋，让人物所有的对话都带着长长的历史的尾巴。
更重要的，他不仅写，还自己解读、自己阐释，几乎有关自己的一切，他都“自有高论”。任何人对李敖的评论，都不及他自己的精彩。李敖之所以独特，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自给自足，自成系统，自体循环——“个人”李敖，绝不只是姿态而已，为人与为文，他浑然一体，自成一格。他用83年的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自己写、自己评、自得其乐、甘苦自知的大书。
从这个角度说，读李敖不易，读懂李敖更不易；读李敖而不被他牵着鼻子走，则更是难上加难。也难怪他在自传里反复感叹敌人凋零，感叹“蠢人”太多，感叹“我吹牛，因为你沉默”。如今看来，沉默的理由有很多，有的是不想，有的是不屑，有的则是不能——处境所限，才华所限，视野所限，勇气所限。李敖自己，或者两岸，无论哪个历史阶段，总是有理由让人对他望而却步。李敖曾在给女友刘会云的信中连声感叹：世人岂知我哉！岂知我哉！然而，他自己又岂留余地哉！时局又岂留余地哉！文化传统的断裂又岂留余地哉！
今年一月才在大陆出版的《李敖自传》，或许可以看作李敖全部图书的注释和索引，也可以看作全面理解李敖这个人的“读心指南”。他用近六百个片断，四十万字的篇幅和41幅照片，全面绘制了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肖像，也侧面绘制了两岸，尤其是台湾近现代历史的肖像。而且，这是一幅充满了李敖语录式的大话、狂话和笑话，兼具了滑稽剧和政治波普意味的肖像——如果说人生如戏，那李敖的人生是最典型的黑色幽默剧，无论多少玩世的戏谑都无法掩盖其悲剧的底色。
整部书几乎就像他的一生那么丰富庞杂、高潮迭起、悬念丛生，也几乎就像他的一生那样悲欣交集、幽默旷达。最为难得的，站在八十岁的人生关口，行文间他狂气褪减，戾气褪减，而他原本就有的智者的通达和有违世俗的天真由此得以凸显。老，让李敖更可亲，更耐读；当然，也让他更“狡猾”，更放达——尤其写情史。
在充分袒露自己方面，在对爱的追索方面，他和卢梭似乎志同道合。只不过，卢梭选择带着感伤去流浪，而李敖最不愿意在感伤和游荡上浪费时间，他只在书斋苦心焦思，做说理和抗辩的战士。为了言论的空间，他拼上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才真正应了那句话：在薄情的世上，深情地活着。
早些年，金庸曾以李敖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程度，作为测量台湾民主空气的尺度。这让李敖很骄傲。晚些年，《康熙来了》把他坐牢得来的言论自由滥用到了“狗仔文化”和低俗搞笑上，让他愤怒之极。李敖百年后，陈文茜有感于如今的现实，说他，“一无所有”，寂寞一场空。
李敖何其清醒，他何尝不知道“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何尝不知道自己最后即将面对的。他说自己之所以快行己意、快意恩仇，却从不怄气和负气，就是因为洞察世事，洞察人心，于是他从不花时间招朋引类，甘心独来独往，“孤笑”终老。他说自己那一代人，在大学的时候，有《自由中国》的文章可看，有殷海光、胡适等师表可循，现在的大学生眼前是什么？“连掠影和浮光都没有，只有一片萤幕与降幡了”。
然而，纵使如此，李敖也还是要“不忘真理”，“独行其义”，要“为第一流知识分子立下尊严”。在这本自传里，他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跳河，就是低头叩首，向党交心，而我李敖不，我不合作，哪怕独立苍茫，哪怕四面都是敌人，我还是要做“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战士”，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李敖自传》，“快乐战士”，447页）
思李敖
读李敖的时候，我反复在想，抛开他故意给自己制造的盔甲和泡沫，抛开他“白话文天下第一”的戏谑，写作的李敖，到底给世人提供了什么？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从他的书中，到底能得到什么？到底该怎么看待李敖，怎么定位他这个人？
文人怀才，志于学，立于世，最常见的就是“穷”“达”之辨。“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仕与隐，仿佛是摆在古今中国文人面前的两条路，也是文人在一个社会、一种体制下能够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无论哪一种，都包含着自律、隐忍和妥协。而不妥协，不合作的，大多玉石俱焚。
李敖不一样。
他在接受《鲁豫有约》采访的时候说：有谁因言获罪，还能活着走出监狱，然后依然坚持做战士的吗？没有！他在自传里，说自己终身引以为憾的，就是在服兵役一年之后的最艰难时期，上过“贼船”，曾进过国民党红人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虽然时间很短，很快“反下山去”，但依旧是“悔恨”不已——整本《李敖自传》，“悔恨”只此一处。
李敖在很多场合谈过自己的“穷”——没钱、没爱情、没朋友、没工作、没出路、没前途。关键是，承受“穷”的，是年轻的心；在“穷”旁边，还始终站着诱惑。他不止一次说：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二十多岁，因为太穷了；也曾在初恋小蕾因生计所迫另嫁他人之后，痛彻心扉地说：男人在穷困时，不要扯女人。最艰难的时候，他倒卖二手家电，还曾想去开拉面馆谋生。至于后来的逮谁告谁，不断打官司上法庭，陈文茜说，实在是他在体制之外找到的堂而皇之的谋生手段而已。
在书中，他详细回忆自己交往过的师长，严侨、胡适、钱穆、梁实秋、李济等等，倘若他甘做门徒，出路可想而知；他也详细回忆国民党当政者对他释放的“招安”之意，比如陈诚、陶希圣，甚至蒋经国等，倘若他怕了怂了，感激涕零了，前途也可想而知；同时，他详细回忆了自己的同学、朋友，其中不乏国民党的官二代，倘若他肯低头，肯跟从，生活也可衣食无忧。同时，因为他的遭遇和影响力，家人和朋友都可以帮助他去美国，倘若选择远离台湾，他的生活也大可改善。然而，李敖自己选择了一条最坎坷难走的路，而且，走得坦坦荡荡、嘻嘻哈哈、满怀希望，当然，也走得颇有争议。
在当代，文人了解了太多古训、经历了太多教训、享受了太多“器重”之后，还有谁能记起我们“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有谁还怀抱“穷亦兼济天下”的理想吗？更多的恐怕是士林百态，甚至士林之耻吧。所以他对文人、对知识分子也骂得最酣畅极端。每每想到书中这样的细节，再看他去世之后，一些所谓“读书人”的反应，对他的佩服和追念更是深切绵长。
年齿日长，读书日久，且不说从未有过的颜如玉、黄金屋的幻想，所谓“开卷有益”“学海无涯”的劝勉都会慢慢失效，于是读书就会变得挑剔起来，也开始经常想，读一本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慢慢地，“人”就成了唯一的好奇目标。而且，这种好奇不再是在众多庸人、凡人的世界中向往传奇，而是开始体会，同样是肉体凡胎、世俗烟火的人生，他们如何能摇着笔杆，脱颖而出？他们怎么做到的“不朽”？
李敖在复旦演讲，曾引用陆游的诗句：“樽前作剧君莫笑，我死诸君思我狂。”他百年之后，这句话被反复引用——果然，悼念李敖的最有名的句子，还得出自李敖的演讲。难怪他会说“要想佩服谁，我就去照照镜子”。或许，在李敖式戏言和狂言的背后，我们会越来越发现，他始终在现实的深处和时代的前头；当我们钦服于他的先锋性和前瞻性的时候，一定也同时汗颜于他的永恒性和预言性。
生命总是因为活出了难度而精彩。李敖的生命让权贵、名利、世俗都黯然失色，让中庸、苟且、妥协都无所遁形。世界因为有了他，也让很多其他的生命黯然失色，都寡淡无味。
“我”与李敖
因为做了《李敖自传》的责编，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大陆的第一时间，很多媒体就找到我，让我谈我接触到的李敖，我眼中的李敖，谈我们合作的细节。我也不揣浅陋地答应《三联生活周刊》的稿约，第一时间写了一篇《今天，我们能给李敖一个盖棺论定吗？》，谈他“笔尖向左”的深层原因，谈他不断骂人、不断兴讼背后的义气和深情，谈他的“底层情结”和别具史观。
其实，除了他在病床上送给我一本《第73烈士》，并赠言：“如初一见，一见如初”之外，我们没有交往。一切合作都是通过版权代理。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而且，随着我这些天更多地阅读李敖，这种遗憾与日剧增。我错过了和这样一个丰富睿智、独一无二的生命直接交往的机会。据说，病床上的李敖见到我们的样书，非常高兴，出版之顺利和效率之高，超出他的预期。毕竟，这是目前大陆唯一一本经他亲自授权又顺利出版的书。
内心里，我更多的遗憾来自于自己读书面之窄。在文学科班的训练里，在有限的读书经验里，我竟然一直都错过了李敖。研究生期间的港台文学史课，只留下了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李昂这些名字，李敖，我没有印象。有意味的是，李敖回忆，曾经，在国民党谈李敖色变的年代，全台作家名录里，胡因梦（离开演艺事业后，胡茵梦改名为胡因梦，编者注）都算作家，而他不是。在两岸，李敖有很多拥趸，然而也有很多未能波及的盲区。
刚读到台湾版《李敖风流自传》时候，我感觉像一扇窗豁然洞开。篇幅短小精悍，思路清晰，典章故事，信手拈来，几乎是处处有机智，页页有机锋。有些成语，我需要去查字典；有些典故，我需要去请教学古典文学的同事，需要搜索。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编辑“障碍”了。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一本书，不是越读越薄，而是越读越厚；不是越读自己无知的范围越缩小，而是越读越扩大。八十岁的李敖，把自己的经历、才华、学识、勇气和智慧超浓缩在了这一本自传里，不断打破我的知识壁垒、审美壁垒，不断冲击我对生命与人的认识。
之后，阅读李敖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了解得越多，越感觉李敖文风之雄健，辩才之超群，勤奋之过人。当然，也会感受到他因为批判国民党的目标太单一，限制了视野和胸襟；因为太迷恋于观点的标新立异和自我逻辑的自洽周全，而限制了文字的回味感和境界的包容度。他未尝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在自传里，他感叹，因为自己的对手是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是海岛台湾，所以自己只能“与子偕小”了。
无论如何，作为编辑，作为读者，非敌非友，我体会的是李敖独步时代、独步文坛、独步知识分子群体、独坐书斋、特立独行的风范和风骨，也开始试着体会他从“以牢为家”的被动承受，到后来“以家为牢”“以书房为牢”“以台湾为牢”的主动选择，其间所彰显的怀抱家国天下的匹夫之责、健行天命的君子之风和追寻天道的独孤之勇、侠义之气，同时，也开始体会其间他所经历的情感、心理和人格上的改变。
穷途末路、命悬一线、世态炎凉和繁华落尽，于我们都是故事，对李敖却是亲历。所以，陈文茜才会说：“苟且偷生的人很难理解赴汤蹈火的人”，所以，李敖才会引用哲学家马丁·布勃的话：“即使我肯花时间说给你听，你也得经过永恒去了解它。”
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李敖最为动人的，是无论处在多么无望的绝境，都乐观幽默，都满怀希望。作为文人，他既坐而言，也起而行，所以，他的生命才能突破强权的羁绊和世俗的束缚，昂扬向上又充满欢乐。是对希望的永不放弃，让他成了战士，让他成了李敖，也让他成了你一旦走近，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命。
（本文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