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远举
美国宣布600亿关税的时候，我正在杭州，一个人晚上无事，去看了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电影讲的是，多年以前，一块陨石掉到了一个原始部落。陨石上的振金金属，是一种自带科技的神奇金属，于是，原始部落的科技得以飞跃，压倒性的超越了目前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但是，原始部落在拥有高科技的同时，仍然是国王统治制度。由此也造成了电影中的一系列冲突。当然，电影的结局总是好人战胜了坏人。
我们再来把振金故事的设定改变一下，假设振金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学习、使用这种技术的人，都会有饥饿感、会减少十年寿命。那么，当今哪个国家，承接这种振金技术的效率最高，可以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显然，这就是低人权优势。这就是一个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故事。如果这个国家，像电影中那样，要去拯救世界上的劳苦大众呢？
讲完故事，书归正传，还是回到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第一层意思是贸易，即商品的流动，人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流动也是技术扩散的过程。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经济现象的实质是技术扩散与技术承接。出口的实质是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背后则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承接技术转移过程，本质上是市场起作用，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则在于强大的政府主导。一般而言，政府主导是低效的，但在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所以，不需要市场进行方向性选择，只需按既定明确的方向进行高速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些特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乃至低人权，就成为了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化体系中，技术转移的形式很多，可以是合法的知识产权转让，甚至窃取，也可以是合资建厂，外资企业技术人员跳槽，留学生等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形式，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透明、高效的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向中国输送了学术评价功能。比如，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国外的学术头衔，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是有效的，这保证了国内学术方向的正确性，学术人才评价的客观性，从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识形态学阀，也避免了当年钱学森亩产万斤这类唯长官意志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创新，受益于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以及保障这种学术体系的民主、法治。
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李森科以一人之，拖慢苏联生物科学30年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也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与法治的结晶。所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既能发挥低人权的优势，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红利。
自由贸易的第二层意思是自由。自由贸易，自由在前，贸易在后，先有自由，再有流动，本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而且，自由的要素流动，会带来意识形态的扩散，导致参与贸易的各方的观念趋同。于是，自由滋生贸易，贸易促进自由，自由保障整个贸易体系的安全。
自由贸易保证安全，还有经济层面的机制。在国际大分工的背景下，市场导向、利润导向、比较优势导向，各国必然会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局面，经济上的绑定就会很紧密。比如，波音飞机的零部件由70多个国家的545家供应商生产。这就保证了整个贸易体系的安全。
那么，如果贸易变得不那么自由呢？毫无疑问，自由贸易带来的意识形态趋同效应，没有了。这也无需多言。其次，自由贸易保证安全的经济机制，也没有了。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国际贸易可以使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但萨缪尔森提出：通过国际贸易，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可以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这个时候，两国间的比较优势差异不再存在，国际贸易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原本在这个领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受益了，却永损他国的利益。通常来说，按照市场原则，一般来说，一国的资本是不会投入到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去参与国际分工的，因为没有优势，会亏本。退一步说，即便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会提升生产率，甚至达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水平，但这个过程必定是缓慢的。但是，当国家的产业政策、财政补贴、非市场化的手段广泛的、高强度的介入，却可在短时间内达成这个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强势的刘志军以控制整个铁路市场的威力，压制德国、日本相关企业，强势的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承接、以及随后的逆向工程与创新，一举使中国高铁成为世界第一。
这种逆比较优势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呢？
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个“安全声明”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自我剥夺飞向宇宙的能力，让别人相信自己没有危险。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也有这样的安全声明，那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虽然理论只是理论，但一定程度上，这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安全声明。国际贸易、全球化，使得这种声明更加可靠。
在今天全球化、国际大分工的背景下，在市场导向、利润导向、比较优势导向下，参与国的专业化分工只能导致各自加强其原来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自废武功”。日本没有GPS、荷兰没有CPU，美国没有光刻机、英国没有手机芯片、加拿大没有核技术。这实际上是在发表安全声明：“我始终相信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我与世界始终不分离，不孤立，不对抗”。所以，不追求完备的工业体系，市场化的进入全球化分工，这是自由贸易之下，形成的安全声明。
反之，如果看重、强调建设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以市场导向、利润导向，而是用政策、财政补贴去扶持弱势行业，比如装备业、半导体行业中的弱势领域，计划建立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在准备“我要独立于你们而生存”。
此次贸易战成为舆论热点之后，网上有一篇文章列举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掌握的，而中国还没掌握的核心技术，文章本意是想表述中国还离不开世界，但再想深一层，预示的意义深刻。首先，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是拿中国与世界相比，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中国对标的从来都是世界。
再举一个例子，光刻机，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基石，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是，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光刻企业，而中国人热衷于发展自己的光刻技术。不管是在知乎，还是在军迷网站，光刻机都爱国青年的热点所在。
那么，以非市场的行为参与国际贸易，这不仅是对WTO全球分工的不信任，本质上与自由贸易是冲突的。而且，更是对整个和平与发展判断的不信任，与对潜在冲突的准备。这就是不安全声明。更何况，中国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内的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大国中，求战心情最切的人群。此外，还有孔子学院、“锐实力”的诸多行为。
行文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通过有控制的参与全球贸易，中国承接了大量的技术转移，同时，国内创新体系，也受益与西方的民主与法治制度。与此同时，在政府控制下，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全面逆比较优势而行，实现赶超。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这一切放在中国身上，显然，就是一份“不安全声明”。
那么，站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角度，这一过程不应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次贸易争端中，美国人说得最多的是技术。
这一次中美分别给出的增加关税清单中，美国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中国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有人说，从这份清单那看，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出口农产品，而中国是一个工业国，出口的是工业品。这种解读当然是错的。美国的这份清单，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国内同类产品，避免他们遭遇中国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更先进的国家，高关税使得在中国生产的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得资本不会选择到中国来进行生产，再出口到美国。这就避免了因为资本流动、合资建厂等方式导致的技术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方有两个战略，第一是冷战，第二是自由贸易。在中国人想着以市场换技术的同时，美国人想的是，用技术换意识形态。这正好是前面所说的自由贸易的两个效应。现在，冷战成功了，而后一个战略失败了，不但失败了，而且，被两国间因为贸易产生的经济利益绑定、掩盖，并稳定下来。以至于扎克伯格可以在办公室放一本红书，不用有任何公共形象上的担心与顾虑。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整个西方恋恋不舍低人权优势产出的廉价产品，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模式，让西方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特朗普或许本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身边具体的政策制定者未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旦经济利益绑定被打破，或者减少，资本的贪婪被长远的考量压制，原来被利益掩盖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冲突就会重新冒出来，目前贸易模式所蕴含的对西方的不安全性就会被人审视，世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均势上。
所以，即便短期贸易战能够得到和解，从长远来看，这种有控制、非自由的贸易模式，是不可继续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