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谭崇台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他不仅是把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还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谭老在他 60 多年的学者生涯中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敬请阅读。
文/马颖(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资深教授谭崇台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2月9日在武汉逝世， 享年98岁。得此噩耗，不由得眼眶湿润，悲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抑。我是谭老1988年招收的第二批博士生，毕业后作为晚辈同事在谭老身边工作了整整30年。在这30年里，有幸常聆听恩师谆谆教诲，承蒙恩师殷殷扶掖。如今恩师乘鹤西去，作为他的弟子总觉此时此刻应该做些什么。恰逢此时《金融博览》杂志邀我写一篇关于谭老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的纪念文章， 我欣然应约，写就如下短文，以表达弟子对恩师谭崇台教授的缅怀之情。
谭崇台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他不仅是把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还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他在我国经济学界创造了多项第一 ：发表了国内第一篇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论文（1981），写了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1981），主编了国内第一套10 卷本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1995)，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点（1987），为在我国建立起发展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谭老在他 60 多年的学者生涯中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他在推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所主持撰写的几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以及他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所作的深刻分析上。1989 年谭先生主编并由他第一批招收的博士生担任助编的研究型教科书《发展经济学》出版。谭先生围绕如何全面又准确地介述发展经济学这门当时国内大多数人尚不知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分支学科作了缜密的思考，精心构思了一个适合中国读者接受的条理清晰的整体框架。该书赢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并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多年来，该书成为国内发展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著作，国内经济学界不少知名学者在他们年轻时都曾读过这本书。《发展经济学》一书 1992 年获国家教委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被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2002 年该书改版为一部适用于本科生教学的《发展经济学概论》出版，再度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谭先生一直认为，流行的经济思想史一般都以价值论和分配论作为一条主线，但经济思想史中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却被长期忽视了，全面认识历史上经济学家们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代发展经济学形成的理论渊源。1993 年由谭先生带领他的几位博士生撰写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出版。在书中，谭先生就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起、迄点的划分，对“经济发展思想”的界定及所包含的内容，对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经济理论是否转向以资源配置理论为中心，对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处于何种地位等难题作了清晰而独到的阐述。该书详尽概述和评价了二十多位在经济学说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连续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奖”（1995），“国家图书奖” （199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99）等国家级奖项。
进入 21 世纪，耄耋之年的谭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在发展经济学这块园地上耕耘。在谭先生和几位弟子的共同努力下，60 万字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于 2008 年付梓。谭先生曾谈到， 鉴于一些西方学者宣扬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各国发展统一模式的错误观点，有必要写一部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达国家发展初期和当今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予以反驳。现今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也经历过不发达阶段，经济上也很落后，但它们基本上都是领土完整、经济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早期发展中都曾实行对外侵略和掠夺，建立殖民地和对外移民。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国内环境以及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同发达国家早期相比有很大不同， 这就决定了所谓“统一模式”的说法 站不住脚。该书把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跨期比较”，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对外贸易、政府作用、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等领域比较了两类国家的发展模式，并将历史上的发展思想及发展政策同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发展研究课题国内尚无人涉足，就是在国际上也几乎是个空白。该书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融论于史，以史立论” 的比较研究框架，内容宏阔又不失重点，结论深刻又颇有新意，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2013 年获教育部“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谭先生始终关注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撰写了不少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文。2000 年谭先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都不可偏废，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固然是优化资源配置和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效机制，但由于市场会出现失效，国家宏观调控是必要的， 尤其在转型经济中必不可少。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自由化政策受到过度推崇而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监控所造成的恶果。2002 年谭先生指出， 要警惕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丰裕中的贫困”现象，即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相伴随的贫困和失业问题。他发表的其他论文涉及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市场导向改革和对外开放 ；提出了中国经济应保持适当的高速增长的建议 ；对中国经济内需不足感到担忧，提出扩大需求的途径应当是调整结构、发展生产、扩大投资和增加收入 ；建议把开发人力资本和构建社会资本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等等。
人们也许会认为，谭先生的学术成就如此光彩夺目，他的人生经历一定也是灿烂辉煌的。其实不然，谭先生曾有过一段历时二十多年的漫长的曲折经历。谭先生 1943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次年以优异成绩通过选拔考试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就读。在哈佛期间，他潜心研究，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打牢了扎实的功底。1947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他曾在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从事战后日本经济与赔款问题的研究工作近一年。1948 年初在新中国行将诞生之际，报国心切的他不顾同事及上司的劝阻，毅然决然辞掉了薪俸丰厚的工作，回到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1957 年由于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他被遣送到外语系英文教研室当普通教员，在国内学术界销声匿迹达二十多年。直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先生恢复了名誉，回到了经济学系，已是 58 岁的他掀开了人生经历新的一页。1980 年他60 岁时，却再渡重洋赴美国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发展经济学就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如饥似渴地工作，试图将岁月蹉跎中流逝的宝贵时光夺回来。从 1981 年回国后算起的三十多年间，他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扑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上。谭先生培养了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 70 位博士、16 位硕士和 4 位博士后，其中许多人已成为著名学者、杰出企业家和政府部门领导。谭先生在一开始把发展经济学引进中国时，就考虑到如何使这门学科实现本土化的问题。他在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和推进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正好同国内对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巨大需求相适应， 这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编撰写的几部著作都是他长期学术积累和酝酿的结晶。为了找到一个好的论题和恰当的突破口，他往往要经过多年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这些著作获得了包括四个一等奖和其他多个国家级奖项在内的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十多个最高级奖项，这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当中并不多见。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
如今谭先生已驾鹤西去，这位世纪老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仅是他的卷卷雄文，还有他矢志不渝、无怨无悔的报国之志， 他学识精湛、文贯中西的学术造诣， 他虚怀若谷、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 他孜孜以求、持之以恒的坚韧意志， 他关怀弟子、奖掖后学的师者风范， 诸多优秀品质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敬爱的谭老师，您安息吧！（完）
文章来源：金融博览2018年第二期（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游诗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