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是实现制造强国的关键；依靠成功的商业模式撬动各行业智能制造升级需求；利用“政产学研用”密切合作推动智能制造企业做大做强。
智库观点
徐铭辰 张厚明
当前，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融合、制造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加快“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国内多个先进的智能制造企业和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如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等）纷纷抢抓“互联网+”、智能制造、产融结合等发展契机，以互联工厂为抓手，专注于提供国内“互联工厂”整体解决方案，成为智能制造典范；同时，上述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通过“行业龙头企业带动+政府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的产融结合新模式，帮助企业解决技改资金不足的难题，他们在促进智能制造与产融结合协同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我国智能制造和产融结合协同发展的背景
（一）发展智能制造是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但与先进国家相比，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增长动能转换等相互交织，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对于推进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升级方案迫在眉睫
《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力争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我国自主的智能工业生态体系，但目前我国制造业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并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阶段。发展智能制造面临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装备受制于人，智能制造标准/软件/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薄弱，智能制造新模式成熟度不高，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给能力不足，缺乏国际性的行业巨头企业和跨界融合的智能制造人才等突出问题。相对工业发达国家，推动我国制造业智能转型，环境更为复杂，形势更为严峻，任务更加艰巨。特别是具体到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仍然面临信息化、自动化基础薄弱，智能制造实现程度较低等难题。当前，研究中国模式的智能制造升级样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升级方案迫在眉睫。
（三）融资难成为制约企业发展智能制造的瓶颈
近年来，“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困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据有关报告结果显示，中小企业2016年利税贡献稳步提高，成为吸纳就业绝对主力，但98%中小企业仍难以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亟须探寻融资新路径。就智能制造产业而言，当前，在国内该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90%的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实现程度较低，其中，融资难成为企业智能化改造的痛点，据统计，智能化升级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占67%，银行贷款占比25%，相比大企业，中小微型企业极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依靠自有渠道筹集资金，“融资难、融资少、融资贵”最终阻碍了众多中小企业发展智能制造，实现转型升级。
促进智能制造和产融结合协同发展的国内实践
近年来，国内先进的智能制造企业和相关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顺应“互联网+I CT技术”与制造业结合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物联网、云制造、大数据、网络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专注于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将企业打造成国内拥有自主化、定制化智能工厂系统的单位，并发展成为中国智能制造重要的定标单位。
（一）专注于提供国内“互联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阶段，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需求迫切，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很多应用级设备产品年代不同，控制系统类型繁多，应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品牌多达十余种，多为单机设备运行，不具备监控功能，依赖于现场人员管控，效率和安全性较差，不同设备之间配置、性能、负载差别较大。当前仅个别最新设计的智能生产线具备信息化基础能力，尚未形成集中监控的群体效应，随着设备不断增多，对管理能力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国内一些领先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积极寻求开启工厂内不同设备互联互通的“钥匙”，采取研发人员进场驻厂的形式，针对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精益改造生产设备和生产线。同时，通过建立自主研发的智能网关“牛顿1.0”系统，成功实现不同品牌设备、不同协议间的无缝转换，从而集成所有生产流程中的数据，传输到工业云平台、智能工厂平台，“指挥”现实中的生产流程，最终实现智能制造。
（二）创新“行业龙头企业带动+政府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的产融结合新模式
为解决企业智能化改造资金紧缺的难题，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积极引导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借力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大对实体经济和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由公司、政府、基金或其他金融机构及银行共同出资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并通过金融租赁公司间接持有数字化工厂资产，其中基金的优先级出资人为银行、保险等金融资本，中间级出资人为政府引导基金、国有企业，劣后级出资人包括系统集成商、基金管理人、社会投资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股权投资、债券投资等方式支持本地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企业加快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其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同时，作为劣后级出资人，这些系统集成商与制造企业约定根据工厂智能化改造后所产生的实际效益进行利润分成，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技改风险。
启示与建议
（一）适应本土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是实现制造强国的关键
工业物联网应用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通过整网、整厂，做组网搭建，把所有工厂里面不同型号、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设备，通过基础数据采集的方式，将数据传输至物联网的云端数据库，再通过后台MES系统进行整体的操作和流程管控，这种技术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国内领先的系统集成商作为智能制造总包服务商，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以独特的技术方式切入工业4.0的核心环节，主攻工业通讯和工厂级系统集成方向，真正迎合了国内制造业的痛点，专注全产业链独立自主研发，主要核心部件如MES软件、APP、信息采集板卡、机器人等都是自主设计生产，从软件到硬件全部采用自主方案，打通了“智能核心零部件-软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产业链各环节，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同时，上述方案能够将我国工业4.0项目的实施难度降低60%，维护成本降低90%，能够更快更好地帮助传统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形成强大的用户黏性，成为智能制造国家级示范，服务于制造强国建设。对此，建议国内产学研界各方学习借鉴上述智能制造的先进模式，积极引入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搭建孵化服务平台，加快对传统生产模式的改造与升级。
（二）依靠成功的商业模式撬动全国各行业智能制造升级需求
上述产融结合模式联动政府—银行—产业资源，有助于克服客户前期投入大、投资意愿低、工程建设周期长等难题，激活企业的智能升级需求，撬动巨大存量市场。产业投资基金依托于系统集成商在国内智能制造、工业4.0整体解决方案领域的强大优势以及管理者专业的管理能力、融资能力、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能力，在促进区域产业加快智能化改造升级的同时，通过资金循环利用和再融资，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所代表的财政出资的引导效应和杠杆作用，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此，建议国内制造企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能够借鉴上述产融结合新模式，积极引导财政资金、投资基金、企业自有资金等各类资本注入实体经济，创新商业模式，搭建资金平台，服务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
（三）利用“政产学研用”密切合作推动智能制造企业做大做强
目前，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通常采取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工信部通信信息研究院、电子标准化研究院等著名高校、研究机构联合研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与工信部、中关村软件园以及各省区市的分管经济与信息化工作的政府机关建立长期有效务实的合作关系，聚焦国家和地方智能制造重点领域，联合全球最先进的科技团队加快产品创新。上述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的成功依赖于企业自身搭建的全国性的创新网络和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关联模式，实现主体协同互补合作，也依赖于这些企业对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政策方向的把握，更依赖于其及时定位并聚焦目标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可以说，上述的“政产学研用”模式同样非常值得国内其他智能制造企业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