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朱菲娜
减税减负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焦点话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改革内涵值得细细体味。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将进行个税体制改革，提高起征点并进行专项扣除。这直接回应了代表和委员在两会期间的关切和群众的呼声，被称作是总理为新政府许下第一个减税红包，广大中产阶层将直接受益。
而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一周之后，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又有一个重要议题指向减税减负：降低增值税税率。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为进一步完善税制，支持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
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三项减税减负措施：一是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二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三是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根据测算，实施上述三项措施，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内外资企业都将同等受益。这一减税计划可谓大刀阔斧，将实质性地减轻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进一步提振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心。
4000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折合成美元是600多亿。这个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件事，那就是特朗普发动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其公布的规模就是这个数字。尽管二者不可直接画等号，但其中蕴含着清晰的改革逻辑和因应策略。
自从特朗普启动大规模减税，旨在吸引投资回流之后，其外溢效应初步显现，引发国际投资格局调整和市场波动。对此，我们跟不跟？这是一个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题。从潮流来看，不管特朗普减税计划能够最终实现其目标，但联动效应的出现，需要提前应对。如果资本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外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造成压力，对经济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况且，实体经济对税收负担比较敏感，减少一个百分点的税，就直接转化为成本下降一个百分点从而形成利润，对市场主体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刺激。降低的幅度采取小步快跑，既能给企业实际减负又能使得财政减收的压力感受不明显。二者结合，可谓“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不作出调整，可能出现一方面资金形成外逃效应，另一方面企业压力增大，竞争力减弱而出现加大投资的意愿减弱，这样两面“夹攻”，对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及时回应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特朗普又祭出新招，意欲通过打贸易战的方式来给中国施压。按照美方公布的关税加征清单，直接瞄准《中国制造2025》所计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之进行打压，害怕中国高端制造业的顺利崛起，形成对美国相关产业地位的赶超和替代。对此，尽管双方仍在谈判接触尚未开始实施，但特朗普的意图很明显，不仅需要获得巨大利益而且还会提出新举措，继续想办法打压。在承认双方贸易是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有充分的警惕之心，主动为国内企业减税减负，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层次的企业在发展中保持应有的活力，在扩大内需的路径上发力，既保就业增长又保经济平稳发展，这样就可以提前消化“贸易战”预期的冲击，让特朗普的如意算盘落空。
根据立法计划，年内将完成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及落实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税前专项扣除，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负担势必会减轻，腾出来的购买能力就可能促进消费的增长。按照外部形势的变化，这项修法进程宜加快，优先安排。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减负，对特朗普的“挑衅”打出“组合拳”，形成立体合围效应，从而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或许，这就是新一轮减税减负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