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
在经济全球化的探索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的重点。近期，决策层已经宣示中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态度。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从全国两会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对外开放都是中国高层必谈的重要话题。尤其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扩大开放具有明显的标志意义。
可以认为，中共十九大后的改革开放将会是升级版的改革开放，不再是以廉价资源环境、人力和财税让利为特征的“优惠型”改革开放，而是以放开市场、强化服务、强调公平、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的“效率型”改革开放，旨在寻求更新的突破。比如，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事实上，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最近一段时间，从促进进口、打破行政垄断，到对资本跨境流动的“放管服”，再到加大自贸区的政策试验力度，一系列开放领域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预示着中国的开放格局正迎来新的转变。比如在促进进口方面，中国将于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在中国是首创，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此类专题性博览会，充分彰显中国政府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诚意和决心。
在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自由贸易港可以视为十九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继续开放的重要象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中国正大力推动的自贸港与自贸区有哪些不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此前作过定性：“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这意味着，自贸港可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升级版怎么升？需要在国际上找到先进的自由港对标，比如中国的香港地区、新加坡、中东的迪拜、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等。
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是超强的服务能力。虽然欧盟一体化削弱了关税减免优势，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却为它带来了海量贸易。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等。此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实现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促成了储、运、销一体化运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对中国自贸港的建设更具借鉴意义。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这个网络囊括了海关、税务、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只需提交一次就够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香港地区的经验主要是“自由”。首先，整个香港行政区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了四个税号（酒类、烟草与香烟、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进出都可享受零关税。其次，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的注册成本都很低，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所有资金都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需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港将带来更大的对外开放想象空间，在自由贸易港将实行境内关外的特殊政策，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国内哪些港口区和贸易区会首先获得资格？有哪些政策会放开？这将在国内港口城市引发竞争。目前，由于自由贸易港有着更加特殊和宽松的政策，能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空间，因此国内多个地区加快了争取建立自由贸易港的步伐。比如作为自贸港建设的先行者，上海自贸港的建设正在升温。根据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将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贸港区。进行自贸港探索的并非只有上海，目前已有10多个省份启动研究申报自由贸易港，包括浙江、广东、天津、福建、海南等地。其实，自由贸易港政策的本质在于中央政府让渡中央海关税收来刺激经济和产业发展。一般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对于刺激国际贸易很有效，让渡中央税收有助于积聚国际贸易量。
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放开多个金融市场的力度很大，尤其是证券和基金业在三年之后、人身保险业在五年之后的外资投资比例将可达100%，这对市场的影响很大。中国加大金融业开放，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适应新的形势和外资要求；二是中国自身市场的开放需求；三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资在上述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的本土实力，抗冲击能力增强。客观地说，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上是往前走的。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此前所言，“中国将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中国准备在制造业一系列行业，包括服务业的部分领域扩大开放。中国对外开放重点集中在金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保护产权尤其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将有序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改革开放措施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相比中国扩大开放的态度和决心，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道路上却走得太远。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退出了北美自贸协定（NAFTA）、TPP、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多个多边组织。意大利、法国、德国三国领导人去年曾发布联合声明：我们认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是不可推翻、不可修改的，因为这是我们星球、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近期，特朗普更是对全球钢铝开征高关税，点燃了全球贸易战的导火索。北京时间3月23日00:18左右，美国宣布，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对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表示，因知识产权问题而对中国采取关税行动的计划酝酿已久，已经要求中国立即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降低1000亿美元。而301调查结果最终可能会要求对大约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欧盟和韩国的贸易也不公平。此外，美国贸易代表Lighthizer表示，特朗普会将关于中国投资的限制措施与科技挂钩。
现在看来，特朗普政府坚定地希望，在贸易问题上拿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开刀”，在全球各国立威。但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小国，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交织程度，决定了中美一旦开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失衡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大动干戈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失衡情况到底如何？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美国顺差的规模和占美国逆差的比例快速提高，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和占比翻了一倍。到2016年，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约为5048亿美元，来自中国的逆差为2507亿美元，占比接近50%。中美之间存在的持续贸易失衡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过，国内学者何帆认为，隐藏在这一客观事实背后的是三个真相：首先，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是美国长期贸易失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一度高达3.1%。直到2006年这一纪录被打破，当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5.5%。也就是说，早在中国快速崛起之前，美国就出现了外贸失衡且规模在不断扩大，这种状况持续了40多年。其次，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呈“结构性”特点，且服务贸易是逆差。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50亿美元，占农产品逆差的39%；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更是达到557亿美元，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23.3%。此外，截至2016年底，中美的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第三，美国目前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无法治标，更无法治本。美国当前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主要集中于光伏和钢铁行业，但2016年光伏和钢铁行业的中美贸易逆差总和不到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1%。此外，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其国内“消费—储蓄”的结构失衡，限制外国进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逆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不仅经济体量巨大，双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如果一旦开打贸易战，将是两个“巨人”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对美国经济无疑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开启了一扇通向危险的门，但两国经济联系则无法被贸易纷争隔断。面对美国“频频出招”，中国将如何应对，成为全球关注焦点。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国也绝非没有办法回应。2000年以前，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比重尚不足4%；如今，这一比重已经达到14%。在58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中，挑出少许贸易额对美国进行反制，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过，有没有办法只是技术问题，而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则是更重要的策略问题。从策略上讲，首先，中国可以联合欧洲等外部经济体，针对美国的边境调节税等违反WTO规定的行为，在WTO规则框架下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其次，中国可借鉴过去日美贸易战的做法，主动降低一些商品的出口上限，减少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减少外国发动贸易战的口实。更重要的，则是彼此进一步开放市场。当然，中国更应反思以往的被动反应模式，要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建议与美方择机重启BIT谈判。如果中美双方可以在BIT谈判中取得突破，不仅美国高科技公司和服务类公司可以进一步深入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赢得中国的发展红利，中国企业也可以更方便地到美国投资，帮助特朗普增加国内投资和就业。中国更应把握此机遇，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