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据媒体报道，为了治理行人闯红灯问题，广州市番禺区的交警部门发明了一项独特政策。过去的通行做法是，如果行人闯红灯被抓到，就要到指定地点观看交通警示教育片，接受交警部门的宣传教育。但是，番禺交警的创新之处在于，给违规行人另一种选择。如果违规行人赶时间，可以选择通过微信发朋友圈，曝光自己闯红灯了，并警示亲朋好友不要闯红灯。
具体来说，违规行人需要将自己闯红灯的违规行为，连同呼吁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倡议发到朋友圈。违规行人如果集满朋友圈的20个赞，或者将朋友圈的内容转发到10个微信群，就可以获得交警部门的放行。
一些人认为番禺交警的这种做法让人“丢面子”，毕竟人们不希望闯红灯和乱穿马路这种不雅行为被认识自己的朋友看到。但是，这项政策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恰恰利用了人们的社交属性，并使闯红灯行为得到更加有效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政策也没有强制性，而且可以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宣传和传播交通规则，相信可以发挥较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中国许多城市都面临交通拥堵严重和交通事故频仍的难题，而交叉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最为严重。乱穿马路、逆行、闯红灯、翻越栏杆等交通违法行为，既让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处于生命危险之下，也令机动车容易出现事故险情。由于车流量大且机动车不让人，一些城市出现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即行人凑成一队就过马路，而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存在。
针对闯红灯等交通违规现象，许多城市的交管部门尝试了数不清的做法，但是往往都收效甚微。以宣传教育为例，一些地区要求违规行人担任宣传员或协管员，在十字路口执勤，达到一定时间就可以放行。
但是，违法行人经常屡教不改，在这方面也会出现警民冲突。也有城市通过罚款来治理闯红灯行为，但是往往因为罚款额度过低和行人不配合等问题，不得不半途而废。
还有城市开发自动摄像和人脸识别技术，通过电子屏、网站等将违法行为的姓名和面孔公之于众。这种做法希望以儆效尤，但是因为侵犯了行人的肖像权等问题而引起争议。此外，一些城市奇思妙想，设置专门的栏杆和自动桩，将行人挡在线外。如果有人试图闯红灯，这些带有感应器的设备还会发出警示音，令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这种做法成本较高，城市需要专门利用空间来安装设备，而且效果如何也有待观察。
除了在非机动车和行人方面做文章，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推动车让人的政策取向。许多城市都注意到杭州市在车让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纷纷采取监拍重罚的强硬做法。比如，对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一些城市会加以扣分罚款，令驾驶员乖乖就范。得益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等设备的辅助，这些重罚政策一经执行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些政策久而久之还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变，使车让人深入驾驶员的思想观念。
上述分析表明，针对闯红灯和车让人等交通管理难题，的确需要双管齐下，从行人和机动车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方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归根结底，需要认识到行人闯红灯和机动车不让行人，并非完全是人的素质问题，而同制度的引导和文化的重塑密不可分。以新加坡为例，建国伊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通过重典却建立了秩序。一旦人们养成习惯，就会反过来维护制度，并使秩序得以自我持续。
过去二十年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突出创新，就是引入行为科学方面的证据，将其融入公共政策设计和实施。以公共政策的社会性为例，人是社会动物，会更加在乎家人和朋友如何看自己。所以，通过一些不起眼的“助推”，让政策富有社会性，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鼓励人们去投票或纳税方面，可以在邀请信或电子邮件中嵌入一些信息模块，告知收信人其亲友已经投票或纳税。相对于完全一样的宣传，这种定制化和针对性强的传播，会产生更加有效的影响。这种政策其实就是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社交特征，并将其嵌入到政策社交之中，从而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番禺交警的做法符合行为经济学和循证政策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交警部门的创造力。交警部门让违规行人发朋友圈积赞，一方面会让违规行人感到“丢面子”，并会因此而牢记在心，累犯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违规行人现身说法地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交通规则，也有利于其朋友圈的人们更加深刻地学习领会交通规则。相对来说，这比让一个陌生人去宣传，效果会更加明显。但是，同过去强制性地披露行人的面孔和身份不同，这种自愿做法更加人性化，并可以避免行人的厌烦和逆反。据报道，番禺交警采取的教育方式会在部分中队试点，并可能会在其他辖区推广。
十八大以来，许多观察家担心中国各地政府会丧失创新热情，因为官员们的激励开始从“邀功”转向“避责”，可以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是，从最近一两年的观察来看，这种担心可能是过虑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创新求变，推动各个领域的政策创新和管理优化。一些政策看似“奇葩”，但是却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对这些可能“奇葩”的政策创新留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允许适当的试错，可能是引导和推动政策创新的正确选择。
当然，在试点推广的传统政策推广经验以外，还需要从从试点走向实验，加强循证政策和行为科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都开始设立公共政策实验室或设计室，对公共政策开展各种奇思妙想的实验和“百般折腾”，去揭示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将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从全球来看，各国已经建立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政策实验室，其中欧洲就占了60多家。此外，亚洲的新加坡、泰国等也建立了政策实验室。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建立类似的政策实验室，更加科学地开展专门的政策实验，并对这些政策进行严格的评估。由此产生的政策知识，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评估政策实验，并为其进一步推广积累经验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