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
肇始于2014年的“人口大战”，近期有几个变化：
一是京沪这两个从不缺人才，甚至要疏解人才的超级城市，近期也加入“抢人大战”；
二是二线城市人才争夺“白热化”，人才学历门槛降至大中专及技工，年龄门槛降至50岁；
三是专设人才落户的公共户口，并放松投靠落户（夫妻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门槛；
四是社保和纳税年限（一般不低于5年）落户范围不断扩大，外来人口落户门槛降低，租房落户政策渐次“落地”。
目前，我国高职高专甚至大学本专科教育基本覆盖适龄人口的情况下，人才引入和落户门槛放松，也意味着“抢人才”转为“抢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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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5月8日西安发布23条力度空前的人才新政开始，武汉的“落户新政”、长沙的“人才新政22条”、成都的“蓉漂计划”以及郑州的“户籍改革”相继落地。短短几个月内，包括济南、南京、杭州、郑州、青岛、厦门、天津、重庆等在内的二线城市，纷纷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而日前北京的加入使得这场抢人大战更为激烈。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城市对人才趋之若鹜了呢？
答案便在于，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而各个城市也对其愈加重视——说白了，二线城市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内生增长理论明确指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贡献。与人力资本相对应的是物质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所差异的。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发展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这正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而这正是我们当下经历的阶段。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各大城市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一方面，服务业蓬勃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制造业，落后产能遭到淘汰，高科技产业方兴未艾。而这也就决定了城市极度渴求能够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端人才。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凭借其发达的经济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着人才的持续流入。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阶段，资本报酬出现递减的趋势，薪酬的增长自然也逐渐放缓，这种环境下，一线城市薪筹优势的吸引力下降，而高昂且的房价持续上涨成为重要的推手，把大批人才推向二线城市的怀抱，使得“逃离北上广”一度甚为流行。于是大批二线城市顺势而为，针对落户难、购房难等问题推出“送户口”、“送房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但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选择一座城市落户，首先考虑的是未来的职业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一座城市的前景，这也是“逃离北上广”的风浪平息以后，很多人还是选择 “逃回北上广”的原因。对年轻人而言，大城市最吸引他们的就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房价，是影响他们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主导因素，因此，以住房补贴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在短期可能有一定作用，但在长期，不确定性太大。
用政策优惠这些外生的刺激因素来吸引人才是一方面，但对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够自己培养出城市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武汉都以“留不住人才”著称。武汉坐拥79所大学130万在校大学生，但毕业生留汉比例远低于同为教育大省的江苏和浙江。当然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武汉的优秀企业太少。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身份转变，这个过程是在社会中完成的，更具体来说，是在职场、在企业中完成的。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的企业，来为毕业生们提供完成身份转换的平台，那么城市就无法形成自己的人才队伍，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为优秀企业的入驻创造有利条件，尤其是破除制度方面的壁垒。在这方面，贵州是一个典型。通过与阿里合作，贵州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迅猛，贵州已初现全球“数据之都”风范。而武汉在去年创造性开启“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签订了过万亿的投资项目。如果这些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在未来的几年，有望吸引众多高校毕业生留汉就业，并为武汉培养一大批人才。另一方面，政府要努力培育创业土壤，为本地诞生优秀企业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杭州堪称典型。由于有浙江民营企业活力的支撑，杭州近10年来的GDP实际增速均超过全国与上海，杭州有阿里巴巴和网易，赶上了互联网发展的风口，依托优势产业完成了突围，特别是在G20峰会后，杭州焕发了“新一线”城市的活力，而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无疑又将引领城市的下一波发展。
总而言之，人才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凸显，各大城市对人才的争夺也必将愈演愈烈。引进人才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企业作为依托，引进的人才终有一天会流出。（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