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隆汇·老喻
编者按：格隆汇会员深度思考系列文章，自更新以来，发表了百余篇经典思考文章，其众多经典之作，广为传播，一时洛阳纸贵。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老喻，是一位加拿大华人，老喻此前的《人生算法》、《被蠢人、穷人与聪明人放弃的“概率权”》等等雄文，引发了众多知名媒体的竞相转发。老喻的文章，信息量之大，引用论据之丰富，逻辑轮证之严密，分分钟让大家感觉自己智商不够用，值得一读再读。
适逢复活节港、美股休市，逃离纠结的K线，是平静的思考问题的时候。
今天这篇文章从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引出，从古代说起，对欧美与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形成、演变、优劣和差异全方位的探讨和深度分析，引用了十多部著作，当然文末老喻也对国内BAT类似的科技企业寄语了期望。
阅读之前，还请唤醒你的所有脑细胞，享受思想的洗礼吧。
一
即使是中国人，也很少有人比英国人李约瑟发自心底地爱这个东方古国。故事始于他与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婚外情。那是1937年，留洋青年方鸿渐正在返回上海的船上。“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
在此之前，李约瑟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称作“化学胚胎学之父”。他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结婚，双双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两人举案齐眉，处于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巅峰。
鲁桂珍，一个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后来前往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夫人接受了自己的学生与自己的先生之间的恋情，“我们仨”融洽共处50年。1987年夫人病逝，李约瑟于两年后迎娶了鲁桂珍。
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触动了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他由此形成一个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一方面因为这般爱情传奇，一方面因为李约瑟本人并非科学史专家，他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从开始至现在，由中国到世界，都充满了争论。
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Fara在《四千年科学史》里写到：“许多关键性的发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而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李约瑟对此进行了庞大而杰出的研究：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数学化的自然科学能应运而生？”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西方研究者们分析如下：
1、那些超群的技术所依赖的不是那些悠闲学者的天才发明，而是在家族内手手相传的工艺技能。
2、（关于科举考试）指定的文本和评注旨在记忆而不是批评，因此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一致性并最终变成了国家教条。这种僵化不仅扼杀了原创性，而且还意味着许多学者更注重道德和古代哲学辩论，而不是现实问题或科学疑问。
3、不同于欧洲多种多样的小封地，而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4、哲学和宗教的态度分歧。中国的宇宙学家们没假设有某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通过自然法则来管辖宇宙，而是相信天体的行为与凡间的人类社会相关联。
相关的观点还有：
秦朝统一后，加上科举制度选拔，中国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上面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被认作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的李约瑟满怀情感地做出结论：
“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
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二
对于该问题，林毅夫是“科技供给不足”理论的支持者：
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经验科学靠的是偶然性，生产越多，偶然性出现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现的也越多。
因此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少的国家相比，经验性的发明当然是前者多（这叫规模效应），这就是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的理由。
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发明自然也停滞，而现代科学则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往前的，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我们的原因。
饶毅教授认为：除了所谓“李约瑟难题”引发“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功利主义取向。
很多人不了解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还有些人，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科学研究。
在严复看来 ，中国古代就无 “学 ” 。因为：所谓学 ，就是要通过大量的事实然后总结出结论来 ，才叫作学 。中国古代 ，大家唯圣人之言是从 ，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 ，根本就没有人从大量事实出发去总结出什么结论的事。
严复在1895年提出了“废八股”的要求，他认为，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害。
“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如果中国古代没科学，又何以“领先”世界数千年呢？中国古代没有，外国古代就有吗？
这个问题背后的潜问题是：我们为何落后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 1820年中国的 GDP占全世界的 32. 9%，这一优势直到 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
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就此命题进行了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是：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要理解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近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中国文化以仁爱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精神错过了。
吴教授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深层动机：
1、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2、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
3、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
三
近1000年前，当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北宋人沈括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天文观测台，和一个华丽的浑天仪，并发起了“大数据”采集工程：每晚3次测量行星的位置，并持续5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而是（在编制日历之外）试图找到星相与现实世界线性的、简单的、无所谓因果关系的关联性。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天文学”一章开篇就说：“希腊的天文学家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托勒密即如此称呼希帕克斯），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与之相反，中国的天文学家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在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供职，依照礼仪供养在皇宫高墙之内。”
《什么是科学》写道：
中国天文学的礼学性质，为政治服务、为伦理生活服务这种基本的研究动机，规定了中国天文学的独特任务和独特内容。
如果说行星这种天空漫游者是希腊天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行星天文学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自古以来，中国最聪明的智者观天象以知天下，预测人世间不可知的未来，迄今络绎不绝。
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从经书、从八卦、从文字、从星相、从抽签、从黄历、从五行、从属相、从时辰、从星座、从血型、从颜色、从数字、从左右、从方向、从节气、从山水、从房屋、从动物...，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大多无法逃离“错误归因”（逻辑谬误的一种）之嫌疑：
“你从两个事物可能存在相关性，就得出一个事物是造成另一个事物的原因。
错误在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事物未必有因果关系，可能这两个事物有共同的起因，或者两个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个事情比另一个事情先发生同样不能说明两个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现实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类不那么科学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四
在黄仁宇看来，20世纪之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地得到连接。《驯服偶然》的译者前言里，提及他的感慨：
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是“间架性的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这种“间架性的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的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让我想起朱清时院士的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和震撼。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语境，以及对宗教的敬意。却道出了不少人心底对现代科学的情绪：你们这一套，我们的老祖宗早就预测过了，等着你们吭哧吭哧地论证出来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问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欢我？”
中国有句话可以回答他：画鬼容易画猫难。
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两步看看？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个比喻同样可以用来揭开我们对祖先如谜般智慧的沉醉，例如阴阳理论、二进制、能量与气、混沌......这些预言看似领先数千年，但钟表的外壳依旧紧闭。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的巫师也许有更令人惊讶、更“精确”的预言，也许与“引力波、量子纠缠等等”更加形神俱和。
而我们，来到21世纪，却还在歌颂数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辞。
五
传说乾隆下江南时，与镇江金山禅寺主持站在长江边的小山上，看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皇帝问和尚：“你看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
高僧沉吟片刻答曰：“只有两艘。”“何谓两艘？”乾隆紧接着问道。高僧答道：“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出中国人对“顶级智慧”的定义。
老外认为，中国人把宇宙看成生命体，一个依靠各种内部“动力”连接的整体。这种动力或能量称作“气”。另外两种基础动力分别是“阴”和“阳”。中国人相信宇宙由 5种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和土。这些元素结合阴阳产生出昼夜更替、四季变化、生死轮回、斗转星移的自然规律。
在一本科普读物里，作者写道：
正是因为中国人认为世间万物都由这些元素和能量构成的，彼此相通，生生不息，所以他们没有提出“原子”是物质的基本单元这一概念；
而且在中国，也没有自然哲学家一定要用数字描述才符合“科学”的标准。
比乾隆早2000年的阿基米德，在《数沙者》提出了更难的一个问题：
要用多少粒沙子才能填满整个宇宙？
阿基米德没有抛出一个高明且含混的答案。他在数据、公式、思维方式都极为贫乏的境况下，依然给出了史诗般的计算：
为了计算充填整个宇宙所需要的沙子的数量,阿基米德必须知道宇宙的体积。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宇宙被一个晶体球包围着，恒星就镶嵌在这个晶球的固定位置上。
著名的萨摩斯人阿里斯德鸠是阿基米德的同时代人，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据他估计，从地球到那个天球边缘的距离是10,000,000,000个斯塔德(stadia),或者,大约是1,000,000,000英里的立方。
通过比较这个球体的体积和沙粒的体积，经过了一系列令现代学生做恶梦的计算之后，阿基米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明显，要想填满由阿里斯德鸠所估计的这个天球所界定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沙子的数量不会超过一千个米亚德的第八级单位。”
结果是否精确已不重要。阿基米德的问题不仅仅是“宇宙有多大”，而是：
“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比我们过去所测量过的任何物体都大的实体是否可能？”
阿基米德以身试之：“可能。”
据说，这是科学家首次迫使数学服务于科学的目的，而不是科学服务于数学。阿基米德重塑了数学语言，使其与宇宙现实相吻合。”选择沙子来度量这个被恒星填满的天空，阿基米德由此做出了一个新的断言：
宇宙中没有人类不可数或不可理解的事物。
假如中国的寺庙和西方的修道院一样培养科学家，那么，当高僧面对乾隆的问题时，也许会望向长江，目测一下一里地内船只数量，然后根据经济强弱分布估计一个平均数，乘以长江的长度，得出一个数量级差不离的船只数量。
乾隆也能在微服私访时，得到国家水上运输的调查数据，对水运、税收、贸易有一番新的判断与思路。
然而，在那样一个GDP世界第一的盛世，高僧的答案更能切中皇帝内心。“没什么不能计算”的科学思维，让位于权谋智慧。
即使西汉时已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南朝祖冲之对圆周率的估算领先世界一千多年，却限于实用性的计算而忽视公理化建设和理论推导。
知道了阿基米德计算宇宙的故事，我们就不会对20世纪的费米“如何估算出芝加哥的钢琴调音师人数”感到意外。
《中国青年报》1958年刊登过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认为太阳光能转化率如果达到30%，并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养分，亩产理论上可达大约4万斤。
计算，首先是求真。这是我们的血液里缺少“数目化思维”的首因。
Hubbard在《数据化决策》里提出“一切皆可量化”，试图探索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决策方法。他开篇举了三个“量化大师”的实例：
1、古希腊人如何坐在图书馆估算出地球周长；
2、费米计算费城有多少钢琴调音师；
3、九岁女孩如何揭穿“抚触疗法”医学谎言。（这个方法，我们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
三个问题中，9岁小女孩的方法很简单但对我们最陌生：控制实验。--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提出问题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框架”的能力，以及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从来都是被忽视的。
1996 年，艾米丽发现妈妈琳达在观看一部录像，讲的是“抚触疗法”：一种通过操控患者的“能量场”来治疗疾病的有争议的方法。当患者一动不动地躺着时，临床医生会将他的手移到离患者身体几英寸（1 英寸 = 2.54 厘米）的地方，然后检测并去掉“不希望有的能量”，这种能量被认为是产生各种疾病的原因。
艾米丽对妈妈说，她可以根据这种方法做个实验。作为护士和美国国家反健康欺诈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琳达给她女儿的实验方法提了一些建议。
艾米丽雇了21 个掌握抚触疗法的临床医生。她坐在桌子旁，临床医生坐在她对面，两人之间用一个纸板隔开，谁也看不见谁。纸板的下面剪了一些洞，艾米丽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把手放在医生的左手还是右手处的洞里。
然后，她把掌心朝上，离医生的手四五英寸远，这个距离会标记在纸板上。艾米丽的手和医生的手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而且医生是看不到的。医生通过感知艾米丽的能量场，确定她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左手处还是右手处。
结果表明，抚触疗法是“未经认证”的。1998 年4 月，11岁的艾米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实验结果。这让她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在核心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年轻的人。
30年前，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诗人海子自杀。据传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他在遗书里写到要找某人报仇。公开资料介绍，1988年某人以“人体科学”方面的特长（被认定有特异功能），被免试特招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从事用特异功能找矿。
那人曾在论文里写到：“已使我们确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关于人体科学研究“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
气功热，一个9岁女孩就能揭穿的谎言，当年让多少人人如痴如醉。
我们仿佛陷入了某种诅咒，每隔多少年就会来这么一次。
科学的进步，貌似不会轻易消减反科学的比例。据说在美国，星象学家的数量是天文学家的20倍。当然，星象学家应该归属于娱乐圈、而非伪科学圈。
科学也将允许人们以更加高科技的方式反科学，例如用智能手机算命。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各界精英、决策层、教育者而言，科学的认知体系，需要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基础设施。
“名”来“利”往，千帆过尽皆不是，斜辉脉脉水悠悠。
六
我在朋友圈曾经和人发生过一次讨论。话题始自《Alphago》，一部描写人工智能战胜人类世界冠军的纪录片。
这其实是一次寻常的聊天，我恳请这位朋友允许我引用这段对话（尽管未作改动，仍可能曲解了原意），来表达一个供讨论的话题：
朋友：稍有疑问的是：我觉得为了戏剧化多了些加工— 比赛前真正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李世石根本没机会的。真正的事实太枯燥太直白太残酷，人性本质上拒绝。而吸引不了观众的传播是失败的，所以………眼球经济哈！
老喻：要相信科学家的诚实，与李世石比赛前Deep mind并不是有十足把握。
朋友：呵呵，输的那盘勺子叠出，是给面子吧。剧本是有的吧。愿意为流行而妥协，甚至本身自带流量自带表演天赋的科学家，历史上很多哈。做些娱乐配合，不算是不诚实哈。
老喻：觉得阿尔法狗团队在作秀很让人无语。少点儿阴谋论会让生活美好点儿。输的那盘事后有详尽分析，李世石的挖本身并不成立，但是的确击中了程序的弱点。事后Deep mind改进了算法。
朋友：阴谋论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如果你有机会真正了解公司内部决策。我亲身见过兵棋推演哈。
老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了利益而在密室里谋划、并认为排演并违背事实的“作秀”不是欺骗。我不是围棋和人工智能的专家，我只是觉得Deep mind的科学家们有这个基本的自尊和价值观。当然，在中国，这些都是图养图森破的标志，大家只计利害，不问是非，所以有王利芬事件。回到你我辩论的主题：我不认为这个专题片如你所说“是设计出来的、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作秀”。
我在这次对话里，表现了自己情绪化和书呆子的一面。我从骨子里不愿意相信哈萨比斯和黄博士作假：让李世石赢下那一盘，以谋求更多世人关注。这对科学家和棋手而言，都是极大的羞辱。作为一个科学与围棋爱好者，我不愿接受这一点。
由此说开来：
1、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信任能力，不相信有人真的愿意不为私利而做伟大之事，尤其是那些权贵人士；
2、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见不得人的那一面。这是一种广义的阴谋论。例如巴菲特、盖茨、扎克伯格的捐款是为了避税，肯德基的鸡有八个翅膀，等等；
3、我们认为造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你有善意的出发点、或者哪怕出发点都很糟糕但是结果很牛逼的时候。
4、其实，大规模的造假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被揭穿后更是得不偿失（大家集体不认账是另外一回事）；
5、我们不相信体面、尊严这些词汇，活命要紧，利字当头。城头变幻大王旗，谁赢谁来写历史；
6、本质上我们还是穷怕了，无论是食物还是财富，我们都摆脱不了那种饥饿感，抓住多少都不嫌够，如何抓、吃相如何，全不重要。
吴国盛提及了几个关键词：
西方文明经常被称作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一根筋。
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
“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不在乎契约，无所谓自由，也就不在意尊严和体面了。
1858年，得出自然选择理论长达20年、但仍不肯发表的达尔文，收到了英国另一位自然学家华莱士的手稿《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他惊奇地发现华莱士也独立得出了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思想。达尔文在给莱尔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我的所有成果， 不管意义有多大，也许都得不到承认。”然而，他还是慷慨地帮助华莱士发表了他的论文，只是要求自己的成果也能同时发表，虽然他担心这个要求“有些可鄙” 。
1859年底，达尔文出版了 400多页的《物种起源》。但早在《起源》出版之前 28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苏格兰人马修提出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非常类似的思想。 1860年，马修给杂志写信申明他有优先权。
达尔文心里也非常不安，他在信中回应道：“我完全承认马修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了我对于物种起源提出的自然选择解释……我只能向马修先生道歉，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著作。”
达尔文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绅士、体面，与他的伟大科学成就一样值得称道。
有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绎为“适者生存”，进而描述成“弱肉强食”；还有人将被曲解的达尔文主义从丛林引入社会，我们对此不会陌生。
七
在《权力的游戏》里，山姆威尔·塔利是一个无害、无用、但有蕴涵着某种奇特力量的人。他肥胖又胆小，极度缺乏自信，却也非常聪明，爱读书，善于思考。他奉命去修成一位学士。他听前辈训话：
学城里的人，就是为了质疑一切。
1843年，当孟德尔来到圣托马斯修道院，像极了小说里的那个角色。他偏胖，不苟言笑，胆怯，结巴。想去高中当老师，却总是不能通过资格考试。
在《基因传》的描述中，这所修道院看起来像个世外桃源。图书馆里有近万本数量不断增长的藏书，包括自然史、地理学以及天文学的最新进展。奥古斯丁派认为宗教与大多数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他们实际上将科学看作维护世界神圣秩序的另外一种圣约。
孟德尔被送往维也纳大学，系统地学习生物学知识，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约从1856年到1863年，在修道院花园中的小块空场上，他进行了8年的豌豆杂交实验。
这是一场孤独、卓绝的个人科学探险，远比看上去更加艰难。孟德尔获得了数量众多且可供分析使用的数据，其中包括 2. 8万株植物、 4万朵鲜花以及近 40万颗种子。他写道：
“进行这种超大强度的体力劳动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孟德尔于1865年在布吕恩自然科学研究协会上报告了他的研究结果。他提出了遗传因子（现称基因）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重要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后人称之为孟德尔定律。
然而并无人关注。
1866年元旦前夜，孟德尔致信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内格里，附上了有关豌豆杂交实验的简介。内格里对于孟德尔以及他从事的工作不屑一顾。他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业余科学家，他在孟德尔寄来的第一封信上随手写下了评语，言辞之中莫名其妙地充满了贬低之意：“这些只是经验之谈……根本无法证明其合理性。”
按照中国当下的标准，孟德尔或许算是个标准的“民科”。科学发展至今日，业余科学家即使在博物学领域，也很难有所成就。但是，对于本来科学空气就稀薄的中国而言，对“民科”不加辨别的吹捧、和棍棒乱舞的嘲讽，其本身正是“伪科”的一部分。
穆克吉写道：孟德尔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慈爱更令其超凡脱俗...慈爱（ tenderness）、照料（ tending）以及张力（ tension）这三个词具有相同的词根，其中“照料”指农民或园丁打理农作物的行为，“张力”可以形容豌豆藤蔓向阳光伸展或者紧紧缠绕在乔木上的样子。
“科学研究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 188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对一位同事说道，“并且，我相信，我的研究的成功很快就会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可。”
直至死去，孟德尔都没有被世人关注。讣告里未提及他在遗传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一位年轻修士描述道：“他平易近人、好善乐施并且心地善良……他热爱那些美丽的花朵。”
整整35年后，直到1900年，孟德尔定律才由3位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通过各自的工作分别予以证实，成为近代遗传学的基础。从此孟德尔也被公认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
如孟德尔自己生前所预言，人类将永远记住他，以及他栽种的甜豌豆。
伟大的科学家彭加勒说：我希望捍卫为科学而科学。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实，因而必须选择那些值得了解的事实。
例如我在前面已经表明什么是天文学事实的高度价值，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实际应用，而是因为它们是所有事实中最富有教益的事实。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
一些人面对为科学而科学大惊小怪；可是它却与为生活而生活一样有效，即使生活只是痛苦；假如我们不相信一切欢乐都具有相同的质，假如我们不希望承认文明的目标就是向酒徒提供烈酒，那么它甚至与为幸福而幸福一样有效。
对于相信时间的人来说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矛盾——地质史向我们表明，生命只不过是两个永恒死亡之间的短暂插曲，即使在这一插曲中，有意识的思想持续了并且将仅仅持续一瞬间。思想无非是漫漫长夜之中的一线闪光而已。但是，正是这种闪光即是一切事物。
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值得活动的唯一目的。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当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受痛苦，这是一个消极的理想，世界一日不灭，痛苦终不能已。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那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研究和思考真理中享受到自由。
以上一大段，翻译成中文就是：要像吃饱了撑的般搞科学。
在科学家心底，也许正如《权力的游戏》里的台词：
杂耍和唱歌的才需要掌声。
八
中国人对自己的聪明，总有着“笑而不语”的自信。欧洲人太钝，美国人太粗，日本人太坏，印度人太穷，惟一入得我们法眼的，恐怕只有犹太人。
在我们看来，犹太人首先是有钱。美国前400个富豪家族中，犹太人占了23％。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近一半。
其次犹太人很聪明。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中将近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超过四分之一的菲尔兹奖得主都是犹太人，5 5 ％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犹太人 。
但我们不太留意、也不太在意那些“玩儿虚的”领域，犹太人同样杰出：
5 1 ％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是犹太人；
20世纪伟大哲学家当中，犹太人占1/4；
在艺术、流行文化领域，有许多巨星都是犹太人；
1930年对美国4000多名拳击手的研究表明，其中的优秀选手（很多）都是犹太人。
公元64年，犹太教主盖姆拉颁发法令要求所有男性必须能够诵读《塔木德经》。下一个在男性间普及了读写能力的民族约在1700年后。
《塔木德经》写道：一个男人应该变卖所有财产去娶一位学者的女儿，也应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学者。
中国人和犹太人对智慧的定义是不同的。
我们自古重文轻理，后来又追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如今，理科生和文科生彼此鄙视（更多是理科生有莫名的优越感），似乎无法相容。
其实，在现代科学的学术概念里，并没有理科这一概念。
而且，没有人文学科的底蕴。所谓理科生也走不远。
人们都知道扎克伯格是哈佛计算机专业的辍学生，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修习心理学。格林斯潘曾经半开玩笑说：“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这两位都是犹太人。
人们都觉得乔布斯是一位人文大师，却忘记了他小时候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还曾经打电话给惠普的创始人索要电子元件。
孙乙戌写到：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他认为新中国的大学就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终于熬到20世纪90年代，文科院系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中国兴起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没有文科专业说不过去。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场潮流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灾难。
人才断代、盲目扩张、利益驱动、缺乏经费，导致一批批低水平文科专业的诞生。
《智慧之路 》列出了每个犹太青年应该学习的学科：
他应该学习逻辑 、修辞和诗歌作品 ，直到他熟知它们 …
他也应该学习工程 、语法和天文的基础知识 ，直到他熟知它们 ；以及其他学科和技艺的领域 ——无论他本身需要什么知识 ，直到他熟知它们 。
关于犹太人的话题，以及与中国人的对比，实在过于庞大，我姑且收于四点：
1、智慧是不能分“有用”和“没用”的，也不能分“文”和“理”，更不能分“赚钱”和“不赚钱”的；
我曾写过，“有用的聪明”可以训练出来，“没用的聪明”则很难。
2、一个民族的“智慧浓度”至关重要，犹太人被驱逐，被屠杀，被排挤，人数不过千万，但其智慧浓度却极少被稀释，并且越来越高。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才会涌现出各种天才；
中国为什么缺诺奖得主？为什么这么多人凑不够11个人去踢足球？基数虽大，浓度不够，尤其是浓度有个临界点，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3、科学和文化需要靠基因、更要靠家庭，一代代传下去。犹太人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大家族，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在中国，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很多连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4、犹太人有持久的传统、强烈的归属感（即使散布全世界），以及去中心化的社会网络。也许骨子里，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论坎坷和苦难，中国人和犹太人很像，彼此也友善。我们需要做更多，来证明自己同样杰出。
九
基于科学的飞跃，在科技、工程学、商业的多方作用下，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在加速改变整个世界。
《终极算法》一书说：机器学习是“打了类固醇”的科学方法，也遵循同样的过程：产生假设、验证、放弃或完善。
科学家可能会花费毕生精力来提出或验证几百个假设，而机器学习系统却能在一秒钟内做完这些事。机器学习使科学的发现过程自动化。因此，并不奇怪，这既是商业领域的革命，也是科学领域的革命。
当科学通过科技的力量一步步逼近人类大脑本身，“范式转移”极有可能猝不及防地发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名词，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从根本假设的改变。这种改变，后来亦应用于各种其他学科方面的巨大转变。
硅谷模式处于科学与算法的交叉点。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是把科学家精神，与企业战略、数字经济完美结合在一起。科学试错在虚拟经济中发扬光大。亚马逊的飞轮，Facebook的增长黑客，释放了惊人魔力。
尽管斯坦福的博士生佩奇，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科学家，但是在硅谷特有的辅导机制下，他迅速成为杰出的企业家。
特斯拉的马斯克，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再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他还曾打算在斯坦福大学念应用物理与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科技公司的崛起，也是科学企业家、或者企业科学家的崛起。那些用科学思维经营和管理企业的人，那些以技术为内核的人，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更为强大。
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很年轻的名词。早期企业家意味着胆子大、脑子活。和科学家完全不沾边。
科技令中国企业家迅速完成了迭代。技术对寻租的依赖性较低，意味着科技企业家们的原罪压力没那么大，也为人们带来一股透明的清新，尽管这清新不能掩盖加剧的商业集中和资本贪婪。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建构于技术，而技术是从科学和自身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
科学和技术以一种共生方式进化着，每一方都参与了另一方的创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着另一方。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彼此依赖。
我一方面对各地不惜代价招募科技人才感到悲观，另外一方面，又对腾讯、阿里这类企业对于科学生态的哺育抱有期待。
阿瑟认为：
创新与国家竞争力关于新技术体的建构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它们的发展前沿通常会高度集中在一个或最多几个国家或地区。
真正前沿的技术，那些处于边缘的复杂技术并不是源于知识，而是源于别的东西，我将它们称为“深奥的手艺”（ deep craft）。深奥的手艺不只是知识，它是一套认知体系。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1890年就曾写道：
当一个产业为自身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它很有可能就驻留在那里了：人们在邻近的街区学习相同的行业技术，这使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从此神秘的行业不再神秘。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知道了很多知识。干得好马上会被欣赏。
关于设备、工艺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发明和改进都会立即被讨论其优劣与否；一个人有了新点子，可能会被别人借鉴过去，并结合他们自己的想法，从而产生了另一个新点子。
不久以后，相关的附属产业就会成长壮大起来，从而为主产业提供工具材料、组织交易，并在很多方面提供有助于构成经济的素材。
这是深圳、杭州现在看起来的样子吗？我们有机会在计算科学时代弯道加速吗？
日本政府2000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的目标：要在今后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到2016年，日本共有17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速度惊人。
北大教授周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其文化、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发现，日本科学“井喷”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该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经济形势严峻时依然不吝于科研投入，并把坚持原始性科技创新作为改观日本前途的必由之路。
本世纪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代大多集中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日本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
第一次改革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止；
第二次，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许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被写进教科书，洋溢着科学精神，包含尊重人与个性、世界的合作与和谐等要素。
第三次教育改革从七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仍在继续。
日本的诺奖计划只是一个果。科学的种子、土壤、气候，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接力和执着。树上能结出什么，无法预测。但惟有如此，方能结出些什么来。
十
马斯克曾说，自己12岁到15岁期间，遇到过“存在危机”。这时看到了《银河系漫游指南》，书中一台超级计算机发现了有意义生命的答案，但只给出了简单的数字“42”。对此，年轻的马斯克深感兴趣。他说：“如果你能正确解释这个问题，答案将非常简单。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宇宙，然后更好地知道我们该问什么问题。”
有篇讲“孤独的马斯克”的文章，说他是孤独的拯救世界的伟人。在我看来，我们要警惕那些梦想拯救世界的大人，宠爱那些梦想拯救世界的孩子。马斯克处在标准的中年油腻男的年龄，但他的太空梦，仍属于那个十来岁少年的延续，所谓：太空梦，少年心。
他一点儿也不孤独。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去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来到科幻主题区，看到许多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的展品。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正是《星际迷航》是骨灰级粉丝。据说在他的多年乞求下，派拉蒙影业勉强在《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中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角色。是不是让你想起了《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贝佐斯能够穿越漫长的亚马逊亏损期。他的跨越星际的时空观，让亚马逊开发AI助手——Alexa时，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贝佐斯于2000年时成立了一家名为蓝色起源（Blue Origin）的载人航天，他迷恋太空旅行，同样来自童年的梦想。我记得看过，包括马斯克在内的“PayPal黑帮”们聊天，说起“谁小时候玩儿过火箭”，一半的人举起了手。
马斯克，贝佐斯，都只是无数个在后院儿引发爆炸的孩子们中的一个。
这些源自少年时代的冲动，既盲目、又持久，也值得安抚。
我们不缺“想要拯救世界的”成人，我们缺的是敢于梦想的孩子。纯真的梦想是一种童子功，社会的梦想需要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
在少年马斯克读到《银河系漫游指南》时，1983-1986年的中国，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乡下孩子。我们刚刚填饱肚子，用着粮票布票，挤在邻居家的彩电前看《射雕英雄传》。
马克斯 ·格利克曼说：科学是使这一代的傻瓜都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的一门学科。
未来总是在孩子们的身上。科学是一种信仰。何谓信仰，就是你即使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激励，也会如同在恋人、或是孩子期待的目光下般，满怀激情，全力以赴。
对于科学，我们需要耐得住寂寞，能不要名利，甚至不要命。我们需要有人去做那些“吃饱了撑的”无用之事。
“科学是神奇的。它是人类发现世界、探知万物——当然也包括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途径。”
我们最欠缺的，是某种需要代代相传的精神：
愿意为自己无法享用的树荫去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