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
2018-04-03 21:49:00 来源:搜狐财经

原标题: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

作者: 迟玉德

1

本周,中美贸易战画风突变,3月27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说,他正与多国进行贸易谈判,最终将“皆大欢喜”,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即将散去。

然而,特朗普的这场豪华政治秀却给国人带来了空前的思想冲击。这周,不少媒体热烈地讨论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称幻想中国的崛起过程一帆风顺,敲锣打鼓地实现民族复兴是幼稚的,不现实的。

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好断言,但笔者查阅史料发现,如今对中国发难的美国在崛起的终局阶段,没有与英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和平地取代了英国。

当然,美国在这个阶段也曾与他国交战,尤其是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却没有和英国刀兵相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经是“和平崛起”了,更何况它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拯救了和平。

美国得以“和平崛起”,首先得益于它极为务实的外交政策。

大国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英国就是靠战争从荷兰手中夺取世界领导权的。

17世纪中叶,荷兰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商船游弋于五大洋之上,号称“海上马车夫”。荷兰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严重制约了后起之秀英国的发展,于是双方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打了四次战争,最终“海上马车夫”被挑落于马下。

荷兰战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荷兰是一个扮演“倒爷”角色的商贸国家,而英国是一个靠第一次工业革命崛起的制造业国家。英国由于本土市场狭小,所以必须开辟海外市场,而荷兰不可能自动让出海上交通线,所以英国只能选择与荷兰一战。

然而,崛起于19世纪的美国却面临与英国当年不同的对手。

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首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美国并非一枝独秀,19世纪末是一个列强纷起的时代,英国的制造业虽然处于衰落中,但体量仍排世界第二,而德国和日本也迅速崛起,其中日本1895年还打败了中国。

面对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美国人没有试图挑战英国,而是希望在英国继续做老大哥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海外市场。

当时世界正处于殖民时代,全球的贸易呈现“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列强(中心)负责生产,殖民地(边缘)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英国是这套体系的构建者,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建立起横跨地球近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国”,在帝国内部,英国限制其他列强获取原材料和市场,并以英镑作为结算货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循环体。

对于其他列强而言,大英帝国循环体的确阻碍了其发展,因此希望打破这一体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德国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也是一战的起源。

彼时,美国面临和德国类似的扩张需要。189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西部大开发也达至尽头,国内开始滋生劳工暴动,对于总统而言,对外扩张变成了一件重大任务。

尽管有扩张的强烈需要,但美国却不想挑战英国,1812年,美国曾试图吞并英国控制薄弱的加拿大,结果反被英军打到了华盛顿,连白宫都被烧了,从此美国人知道挑战老大哥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尽管GDP超越了英国,但仍选择承认英国的势力范围,只要求搭个便车,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对英国人软弱的同时,美国对曾经辉煌却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老牌列强西班牙却异常强硬,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夺取了后者的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

其实,19世纪后期,美国一直在向英国势力薄弱的南美和亚洲地区扩张,做增量市场而不是虎口夺食。

当然,美国也不是没有出现试图挑战英国的政治家。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就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呼吁列强让殖民地民族自决,消除贸易壁垒,以及建立国联。然而总统的宏图大梦被美国国会否决了,国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理由是总统的计划违反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换句话说,美国坚决拒绝领导世界,不想挑战英国。

不挑战英国的坏处是无法迅速扩大海外市场,但好处是让英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从而避免与英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德国就开始兴冲冲地挑战英国,而且一挑战就是几十年,这就为美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不挑战英国带来的更重要后果是,英国为对抗德国几乎必然与美国结盟,于是,美国把两次世界大战变成壮大国内制造业的一门大生意,两次大战分别把美国的产能提升了一个量级,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供应全球生存的世界工厂。

与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到二战时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它不但失去了积累了两百年的家业,甚至连生存都需要仰赖美国,电影《至暗时刻》便反映了这一点 ——丘吉尔几乎是在向罗斯福乞讨。

到1944年,英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领导世界了,但世界却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于是,几乎是在盟国人民敲锣打鼓的情况下,美国建立起美元替代英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此,英国极为恼火,但却无能为力,它失去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之后,美国又推动殖民地地区“民族自决”,从而彻底瓦解了大英帝国“中心-边缘”的循环体。

就这样,那个曾经坚决不挑战英国、拒绝领导世界的美国,和平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老大哥。

2

英国取代荷兰靠的是制造业,美国取代英国靠的也是制造业,可见制造业强弱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在美国GDP超越英国的半个世纪里(1894~1944),英国和美国对制造业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简单讲就是英国持续地去工业化,美国则持续地加强工业化。

先说英国。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现代制造业的先驱,它当初得以取代荷兰、殖民海外靠的就是工业化。然而随着大英帝国“中心-边缘”循环体的建立,英国却陷入了一种“霸权的诅咒”——

由于英国主宰着全球主要市场,其工业品很容易卖出去,其他列强的工业品即便品质更好,也没有机会与之竞争,这种情况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和民企的竞争很相似。

依靠霸权排斥竞争貌似对英国有利,但实际上害了英国,使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美国和德国,不是英国。

失去创新动力已经很糟糕了,而更糟糕的是,英国还出现了一种诅咒制造业的文化思潮。19世纪中后期,狄更斯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没完没了地批判工厂主,让人觉得工厂主的身上都流着“不道德”的血液。一片谩骂之下,大量工厂主的二代拒绝继承家业,甚至嘲笑父辈,这些公子哥要么试图成为靠不动产逍遥度日的“绅士”,要么玩起了金融,平民子弟也一样,他们不愿意投身制造业,而更希望去帝国广阔的殖民地当Officer——看看香港电影你就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选了。

体制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导致英国制造业陷入严重的衰退。一份史料显示,1872年,德国慕尼黑大学一家高校的研究员数量,超过了英国所有大学的总和,而1894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此扶摇直上。

按理说,英国这时候应该赶紧改弦更张,重新振兴制造业,就像美国这几年所做的。但英国没有这么做,而是听任经济去工业化,并在一战后通过一项外交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

一战后,战胜国英法要决定战败国德国的命运,当时两国民众的普遍呼声是“罚死它”!作为一种朴素的民族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这却是愚蠢透顶的——

彼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就要允许它大规模出口,而德国的出口必然侵蚀英法的国际市场,于是,德国越能支付赔款,就越会削弱英法的制造业,等德国支付完赔款,英法的末日也就到了。

道理简单易懂,可惜没有人愿意听,英国历届首相宁肯削弱自身的制造业,也要德国赔款,结果养出了横扫欧洲的战狼。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英帝国的坟墓是英国人自己挖的,死因则是去工业化。

就在英国走上去工业化道路的同时,美国却走上了加强工业化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美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建国时只是东海岸的十三个州,后来又通过战争和购买不断向西扩张,从某种视角看,这和英国向海外殖民具有相似的作用,都是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旨在构建“中心-边缘”循环体,只允许英国生产,殖民地则被压制为一个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次等地区;美国则旨在构建“大陆一体化”循环体,联邦政府把新加入的州视为平等的地区,允许每一个州展开工业化,将制造业拓展到了更加广阔的区域,因此,美国工业产能超越英国是一定的。

并且,由于发展制造业,新加入的州具备了远高于英国殖民地的消费能力,这就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经过85年的滚动发展,美国北方完成了一体化,之后又通过4年内战,把甘心做欧洲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的南方打败,彻底完成了美国大陆的一体化。

通过工业化新加入的州完成大陆一体化,这便是美国持续加强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南北战争之后(1865),一体化的美国有如一个新生的巨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展拳脚,不久它便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把工业化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1865年到1900年,美国诞生了64万多种获批登记的发明专利,发明大王爱迪生成为著名企业家,他创立的公司叫做通用电气(GE)。

美国得以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得益于“大陆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还得益于文化传统。美国是一个极端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把保护知识产权写入了宪法,总统们不断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甚至亲自担任了第一名专利审查员。

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新的动能,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则成为这种工业化的一个里程碑,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为其提供了燃料,美国终成世界工厂。

由于国家的兴衰总是由战争决定,战争最后拼的又是制造业,所以美国取代英国称霸全球是必然的。

3

兴衰表面上是国家的兴衰,实际上是人的兴衰,文明的兴衰。美国的成功,在于它发展出了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商业文明。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历史追述到1620年,那一年,100多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这100多名清教徒为之后的美国人立下了有如国学的两大精神:奋斗和自治。

先说奋斗。

清教徒主要来源于英国下层,为逃避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这些人想要证明自己也可以成为上等人,也就是“成为上帝的选民”。如何成为“上帝的选民”呢?他们的答案是通过奋斗去建立一个受人尊敬的事业。

美国建国那一年,托马斯·潘恩对于这种奋斗精神做了一段精彩的描述,这段描述1904年被新成立的《企业家》杂志选作发刊词,并一直延续了下去。

潘恩这样写道: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

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

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

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可以说,《企业家》杂志用这段令人振奋的宣言,吹响了美国企业家阶层崛起的号角。

除了“我要奋斗”的精神,美国人还同时建立了“我要自治”的精神。

1620年的“五月花号”尚未抵达新大陆,100多名清教徒便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规定船上所有人上岸后将在法治的精神下,结为民众自治团体。换句话说,这些新移民选择在一种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至于个体的成败,则听凭市场做主。

“我要自治”的精神使得美国人在建国后迟迟不允许出现大政府(罗斯福上台后才改变),政府的权限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主要职能是提供法治和机会均等。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GDP超越英国,恰恰是在这种社会自治的模式下实现的。

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建立法治。1900年前后的五十年间,美国贪腐横行,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还有使用童工的现象,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向这些非法现象宣战。

商业繁荣除了需要法治,还需要机会均等,而到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垄断现象,“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一个个横空出世,中小企业家则被挤兑地失去了生存空间。面对这种趋势,美国国会在1890年通过了《反托拉斯法》,21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便依据该法,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分拆了,分拆为34家新公司,反垄断序幕由此拉开。

崇尚社会自治的美国人之所以非要分拆标准石油公司,是因为垄断的出现摧毁了大量创业机会,威胁了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是个人奋斗和社会自治的前提。

美国政府不但保障企业家阶层机会均等,而且强烈肯定其贡献,1923年到1928年的柯立芝总统说,“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

奋斗、自治、法治、机会均等、肯定企业家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美国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连同美国务实的外交政策和先进的发展模式,一道成就了美国的“和平崛起”。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 为你推荐
  • 公益播报
  • 公益汇
  • 进社区

热点推荐

即时新闻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