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年前的这次中外银行对决，故事要从更早的晚清说起。
清末，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清政府急需大量资金，而国库告急，需要新的融资渠道。我国没有发展出特别发达的国债市场，主要由一些银行为政府融资。很显然，当时国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居民财富和工商业均不发达，不太需要什么银行服务，因此银行主要是为政府融资服务。当时，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外资银行也纷纷在华开设分支机构，最早的如英资的丽如银行（1847年），从事的也多是政府相关业务和对华贸易业务。汇丰银行也为清政府提供过融资服务。1897年，首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但中资银行一直不成气候。不久，清政府决定开办国家银行。
因为财政拮据，清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资本金，决定公私合办，让社会资本入股。据说，当时慈禧老佛爷首先想到了山西商人，他们长期经营票号，并且在慈禧西逃时帮助过她，因此慈禧想让他们参与进来。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山西人竟然拒绝了，有说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东南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但不对啊，这帮人当时已开办海外分号了的，应该知道外面的世界的），还有就是对政府也不信任。政府转而去找江浙财阀入股，当时宁波人、苏南人在上海经营钱庄。1905年春天，户部银行成立，即如今的中国银行的前身。而山西票号们，则最终和没落的清王朝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1913年左右北洋政府正式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稍微稳定的时期，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有所发展。当时的北京集聚了20多家中资银行（国有、私营都有），天津也有不少中资银行，它们从事一些与政府高度关联的业务。与此同时，大量的外资银行在上海继续发展，到1922年左右，上海大约有30家外资银行（含合资银行），它们除经营日常业务外，还起到了引进外资的作用，大量资本经它们的手流入国内，控制国内各类工商业。
但1916年袁世凯死了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中国陷入军阀混乱。这时，上海的租界相对稳定一些，政治经济环境也自由，而北京、天津的中资银行失去了所依附的政府，于是陆续将总行迁往上海。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上海建立了中央银行（现外滩15号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迁至上海，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渐渐形成。
上海与北方不同，此时工商业已有一定发展，需要银行服务。从此，上海滩上中外银行扎堆，逐步上演了中外银行对决（同时银行还要和旧式钱庄竞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小政府，起初对工商业、银行业并没太强的控制，因此这一对决基本上是在市场化的状态下进行的。
这是中国引进现代银行制度之后，第一次中外对决。
对决的结果呢？“至1937年，上海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128家分支行，均居全国城市之首。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的实收资本总额1.675亿，在全国各地有491个分支机构，放款总额为19.139亿，占全国各银行放款总额的55.2%，存款总额为26.764亿元，占全国各银行总额的58.8%。上海36家中资商业银行，在全国各地共有278个分支机构，占全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68.1%。”（引自吴景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很显然，中资银行已全面胜出。
中资银行如何胜出的？一方面是有几个契机，另一方面也是中资银行自身经营有方的成果。
所谓契机，一是，1925年上海爆发光荣的五卅运动，工人举行大罢工，反抗外资企业的压迫，沉重地打击了外资工商业，为外资工商业服务的外资银行也被牵连打击，汇丰等银行均遭受不小损失。当然，我们并不是想说我们要再来一次类似的运动。
二是，1929年开始，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愈演愈烈，外资银行受到影响，也已无力在中国大幅扩张业务（但也有本国业务不行了，反而在华找到救命稻草的例子）。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起初卷入经济危机的程度不大，白银流入，经济向好。1925年，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资本与公积大致相当，后者略高。可到了1934年，后者仅占前者的44%左右，市场格局已大幅扭转（引自柳琴《1935年金融恐慌与中国新式银行业的不平衡发展》）。
可就在1934年，美国为应对危机，开始购入白银，我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资产价格大跌，史称“白银风潮”。当时主流的业务模式，是外资银行先放款给钱庄，钱庄再放款给工商业。经济一不好，钱庄先受重创，外资银行也受伤。国民政府组织了救市，借机对银行业实施了统制，统一了法币，这当然也是为了动员全国资源应对抗战之需要，中资银行实力继续做大。
如果因此认为中资银行只是运气好，借机上位，那也不对。从具体经营来看，中资银行确实很有一套，在服务与产品上勇于创新，竭诚服务，关注实体，受到市场认可，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常被引用的成功例子是中资私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引自刘李英、谭伟《民国银行带给农商银行的借鉴和启示》），由陈光甫创建并担任总经理，成立于1915年，起初资本仅10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客户服务做到了极致，强调“服务社会”（与如今的“服务实体”基本同义），并且一反当时的银行业传统，热情地覆盖小微与个人客户，提供小额账户服务和小额消费与经营信贷。还送银行服务上门，主动到部队、工厂、学校等单位，设立服务站，提供存款、结算、发放工资等服务，产品也推陈出新。该银行还非常注重员工培训与管理。而这些事情均是那些傲慢的外资银行所看不上的。
在全行上下努力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终发展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中资私营银行。所以，我们并没理由害怕这样的对决。
可惜，这场对决还没迎来最后决胜，便在抗战烽火中意外结束，外资银行纷纷撤离，中资银行也内迁。而国民政府统制的银行体系，则一直延续，对抗战也起到了重要贡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银行体系的一大部分，被人民政府接收，成为了新中国银行体系的一部分。
（图片来自网络，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