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迁移，与主要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并驱动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传统国际分工以产品为分工界限，表现为欧美日等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亚非拉主要国家出口农、矿等初级产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模式主导并催生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全球产业转移呈现“梯度转移”特征，发达国家谋求升级，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低梯度国家求发展，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迅速提高；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承接产业实现贸易和经济增长。
◆受益于第3轮产业大迁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构建完整工业体系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依托人口和改革红利承接第3轮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开启“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龙”制造业陆续外迁，这一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的“人口红利期”和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改革红利期”，主动承接全球产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承接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主导，助力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化，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国际产业转移一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标准化生产流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日等经济体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向中国转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大大加速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实现。
◆全球面临第4次产业迁移，中国低端制造“内移”“外迁”，加速向高端迈进
结合日、韩转型经验来看，中低端产业有序外迁、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是两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证。中低端产业外迁，一方面促进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对迁出产业的上游设备制造业起到提振作用，以纺织机械为典型代表。此外，日、韩完善的产业政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当前，我国中低端产业正有序外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较符合中国“先进制造”发展方向。2011年转型以来，中国低端制造业正加速“内移”“外迁”。近年来，支持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完善，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或是我国未来“先进制造”发展方向，2018年加速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智能化道路。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大迁移，无一不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历次大迁移中，高梯度经济体转出低附加值产业、发展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当前，中国正引领全球第4次产业大迁移，哪些行业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制造”的未来？本篇报告将对此进行深度分析。
从产品到要素，全球分工模式决定产业迁移方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并驱动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全球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是：区域上看，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梯度转移”；产业类型上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
分工模式由产品转向要素，带动3轮大规模产业迁移
1950年代前，产品分工背景下产业格局相对固化
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统国际分工以产品为分工界限，欧美日等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亚非拉主要国家出口农、矿等初级产品。分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前，英、法、美、日等国先后从两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率先成为全球工业大国，而其他多数国家仍处于农业国和原料国的地位。伴随工业国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其国内分工不断深化，最终超出国家范围，形成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即工业国生产制成品、农矿国生产初级产品的格局。
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全球产业格局相对固化，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迁移现象较为罕见。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各国在本国境内完成一件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之后出口，但较少将产业从本国转出。这一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也较为缓慢，技术革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比如，英、美、日等国通过本国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在这之前也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发展阶段。亚、非、拉多数国家，在缺少技术革新的背景下，长期处于农业国和原料国的地位。
1950年代以来，要素分工模式催生3轮产业迁移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模式，最终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二战前后，伴随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合成材料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爆发，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面临升级，产生了向外转移产业的需求，而二战后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形成有利条件。这一背景下，国际分工不断纵深发展，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表现为产业内的不同产品之间、以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之间，根据所密集使用要素的不同进行分工。不同国家凭借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链的国际分工、并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最终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要素分工环境中，产品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其要素密集特征转移到不同地区，并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轮全球产业大迁移。要素分工模式下，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率先转移，从经济发达、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向欠发达、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过3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全球制造业中心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步转向日本和德国战败国、再从日本和德国转向亚洲“四小龙”地区、再转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历次产业大迁移中，中低端产业呈现“梯度转移”特征
发达国家谋求转型升级，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
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根据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可以大致划分为低端制造、中低端制造和先进制造等不同发展阶段。在低端制造模式下，制造业产品以手工式作坊或小规模机械化生产为主，生产规模有限、效率较低；伴随生产力的提升，中低端制造模式下，产品得以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工厂流水线模式使得生产效率明显得到提升；伴随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将逐步向高端迈进，以实现高质量生
产和信息化智能生产。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着中低附加值产业的外迁。相对于国内封闭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迅速提高。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过2次重大的转型升级。第一次是二战结束后的经济整合阶段，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将纺织等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主要是日本和德国等），在国内发展半导体、通信和电子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为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叠加上当时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崛起对美国制造业造成影响，美国继续转出重化工业，经济重心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低梯度国家求发展，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二战以后，日本积极承接美国纺织、钢铁产业转移，带动战后经济的复兴、促进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率先发展煤炭和钢铁产业，重建基础工业部门。1950-1955年，日本确立“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凭借廉价劳动力以及一定的工业基础，承接美国的纺织、钢铁等产业转移；而战争背景下的“特需经济”则加快了这一产业承接进程。到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纺织原料的进口占比高达23.7%，纺织品的出口占比也达到历史高位。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承接美、日等中低端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并不断转型升级，成就经济增长奇迹。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环境问题凸显，陆续将中低端产业外迁，在国内大力发展电子、汽车、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亚洲“四小龙”地区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先后承接美、日转出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和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一方面，亚洲“四小龙”地区通过承接产业实现贸易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地区加速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并通过吸收外来技术、加大研发创新等方式，实现转型升级，成就亚洲经济增长奇迹。
受益于第3轮产业迁移，中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依托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承接全球产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承接产业技术内涵不断提升，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大加速了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建设历程。
受益于第3轮产业大迁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依托人口和改革红利，中国承接第3轮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开启“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龙”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并陆续将低端制造业向周边经济体迁移，在本土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阶段，中国恰好处于“婴儿潮”人口的“黄金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区位优势，中国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不断释放的改革红利为中国承接全球产业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1979年，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后相关政策法规加速落地，大力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此外，自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创办经济特区以来，我国逐步扩大开放区域，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条件，为外商投资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规模高速增长，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快速提升。
从劳动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承接产业不断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承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产业类型上看，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地区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率先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至中国沿海地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出口的纺织品、玩具、鞋帽等占全球比重快速提升。
20世纪90年代起，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进一步信息化、高度化，开始向中国转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为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信息技术水平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产业转移的内容也发生一定变化。这一阶段，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下游产业陆续向中国转移，如电子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的工序和零部件的生产环节。以苹果电子产品为例，苹果海外16家组装工厂中，有14家位于中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接，带动中国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扩张。
资本与技术随产业而来，助力中国工业体系完善升级
从轻纺、机电到信息技术，中国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轻工业发展严重不足；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的承接，促进了我国轻、重工业之间的均衡发展。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钢铁、有色、煤炭等重工业快速发展，而轻工业发展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生产方式结构在反复调整中逐步改善，然而至1978年仍有一定的失衡。20世纪80年代，我国率先承接全球纺织、玩具、食品等轻工业转移，并在全国范围内优先发展轻工业，促进产业均衡发展。截至1989年，我国轻、重工业比重49：51，基本实现均衡发展。这一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开始趋势性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有助于我国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加速高度化，开始向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转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和机械制造环节，此外部分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7，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半导体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承接美、日等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封装测试环节和制造环节），实现半导体产量的快速增长。
到2010年前后，我国在原有工业基础上，通过承接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自主创新等方式，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9。
技术外溢效应持续释放，助力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
资本与先进技术伴随产业转移而来，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效应助力我国技术进步，加速制造业结构升级。国际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在当地形成产业集群，并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示范和模仿效应以及人员流动等方式形成“扩散效应”。我国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研发创新，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2000年以来，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机械设备和电子等产业快速增长，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抬升，行业出口比较优势也明显增强。
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吸收，结合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对我国工业扩张和升级起到重要作用；截至2010年，中国工业竞争力全球排名第7，较1992年快速提升23名。1992-2010年，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提高23个名次、跃居全球第3。具体到制造业产品层面，中国高铁、发电设备、钢铁和水泥生产工业设备等已经发展至世界一流水平；在电子信息领域，一些本土品牌已经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4次产业迁移来临，中国制造加速向高端迈进
2010年以来，中国低端制造业加速“内移”“外迁”，全球正面临第4次产业大迁移。转出国视角来看，低端制造业外迁，一方面有助于提振我国传统机械设备需求，另一方面将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政策合力引导下实现制造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制造业“内移”“外迁”，全球正面临第4次产业大迁移
部分制造业外迁东南亚，全球面临第4次产业迁移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1995-2015年间，我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上涨10倍，同期印度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仅上涨1.4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绝对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国家。其中，低端劳动力成本涨幅更是超过平均水平。比如，农民工自2011年起供给持续紧张，导致其绝对工资快速上涨、2009-2016年间累计增幅131%，增幅远超同期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水平。
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失，驱使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地区大规模转移。近年来我国向东南亚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仅对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规模就从2007年的2.9亿美元迅速增至2016年的38.6亿美元，增长近12倍。企业生产数据也可以对产业转移进行印证，比如全球最大的鞋类代工厂之一的宝成集团正将部分产能陆续迁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国内产量份额持续回落。
部分制造业内移中西部，形成区域经济的雁行矩阵
中低端产业外迁的同时，我国内部也出现了产业转移的现象，一些制造业逐步从东部地区向劳动力和能源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产业转移“雁行矩阵”。从就业供给来看，区域整体学历水平中，中西部高中阶段（包括职高、技校、中专和高中）人口比重远高于东部，拥有较为充沛的低学历劳动力。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东部与中部年平均工资差距已超过1万元，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相较东部具有明显优势。此外，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价格也相对较低，比如2015年中西部电煤价格平均水平低于东部地区。近年来，伴随中西部交通、基建条件不断改善，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日渐成熟。
低端产业有序转出、政策引导制造业加速向高端迈进
低端制造业外迁重获优势，提振本国设备制造需求
以日本为例，20世纪60年代日本纺织业大规模外迁，对本国纺织机械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纺织机械行业的景气繁荣。纺织业是二战以前日本的主导产业之一，也是二战结束后最早恢复发展的产业之一，并使得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20世纪60年代前后，伴随日本劳动力成本抬升、主导产业调整等，日本纺织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开始大规模外迁至东亚“四小龙”地区，此后又在80年代前后迁移至中国沿海地区。这一阶段，日本纺织机械生产指数表现亮眼，纺织机械行业迎来漫长的景气繁荣。
第四轮全球迁移浪潮正在形成，纺织业加速“东移”，有望拉动我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新一轮景气扩张。全球第三轮产业迁移浪潮中，我国快速成长为全球纺织大国，并不断吸收纺织机械技术、进行自主研发，成为纺织机械大国。目前，全球纺织业加速“东移”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这些地区是我国纺织机械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仅亚洲6国进口中国纺织机械就占据中国纺织机械出口总额的近七成。随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承接产业规模的扩张，当地纺织机械存在大量新增和存量更新的需求，有望刺激我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景气扩张。
政策合理搭配、引导转型，制造业加速向高端迈进
日本转型升级阶段，在有序转出本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电子、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扩张。20世纪60、70年代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高能耗产业导致的环境问题凸显，日本先后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和高能耗行业向周边东南亚国家转移，将电子工业、信息工业、航空、原子能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制定为国家的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资金支出。这一阶段，日本率先研制出全集成电路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并在家用电器工艺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随着政策引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日本精密仪器等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
韩国转型阶段，引导技术和创新驱动型产业发展的政策，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韩国产业政策基调开始出现变化，例如，1986年发布的经济五年规划中就提出，将“改变产业结构，实现科技立国”，扩大机械、电子、运输器械、精细化工等产业的投资；1989年，韩国发布《尖端产业发展5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高科技项目的研究；1994年，韩国进一步明确以半导体等电子产业为主导，发布《半导体芯片保护法》，支持保护韩国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1990年代末，在大力发展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韩国发布《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型新产业发展方案》，提出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及服务业，明确21世纪以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思路。
近两年来，伴随《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陆续落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新经济”将成为我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早在2010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首次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产业升级的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重点领域成为改革重要着力点；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产业支持政策的重要倾向。经过近两年多来的讨论，当前对于“新经济”的顶层规划设计，已经逐步完善、较为充分；2018年，中国或进入改革加速年，以先进制造、消费升级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或实现加速推进。
综合产业特征和政策导向来看，制造业分项中的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等行业，符合中国“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智能化道路。考虑到先进制造业应具备较强的技术密集型特征，从技术投入比率（技术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来看，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计算机等中游设备制造类行业，具备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特征。同时，综合当前对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业的政策导向来看，以下8个制造业分行业较为符合中国“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
1）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并驱动全球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迁移、呈现“梯度转移”特征，与主要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发达国家谋求升级，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低梯度国家求发展，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
2）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依托人口和改革红利承接第3轮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开启“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龙”制造业陆续外迁，这一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的“人口红利期”和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改革红利期”，主动承接全球产业。
3）产业类型来看，中国承接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主导，助力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化，加速工业结构升级。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日等经济体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向中国转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大大加速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实现。
4）近年来，全球面临第4次产业迁移，中国低端制造“内移”“外迁”，加速向高端迈进。结合日、韩转型经验来看，中低端产业有序外迁、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是两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证。中低端产业外迁，一方面促进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对迁出产业的上游设备制造业起到提振作用，以纺织机械为典型代表。此外，日、韩完善的产业政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5）当前，我国中低端产业正有序外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较符合中国“先进制造”发展方向。2011年转型以来，中国低端制造业正加快“内移”“外迁”。近年来，支持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完善，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等8个行业较或是未来“先进制造”发展方向，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智能化道路。2018年，转型进入后半段，制造业将加速向高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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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从全球产业迁移，看“中国制造”崛起
对外发布时间：201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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