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Maika Elan
撰文 | 曹雁南
最近很多人见到猫哥都说焦虑得不行，行业不景气，收入没增长，房产税要交了，贸易战要打了….
社交媒体越发达，好事情坏情绪都相互感染，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畏惧，所谓阶层跌落，也是基于这样的担心。风险无处不在的年代，奋斗在当下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大心脏，随时抵御逆境的侵袭。
今天我们发一组图文，看看邻国日本在经济从顶峰跌落后遭遇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
因为日本有失去的二十年，带来的大影响不仅是经济的停滞不前，更有心理层面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的巨大压力，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只能带着耻辱感活着。于是很多人选择了消失，而且人数巨大，超过百万。在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是如此。
一百万人“消失”了，不社交，不工作，长达数年渺无音信。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会趁夜晚没人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比较严重的，则拒绝走出房门，年迈的父母只能通过食物包装袋来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玩消失的最高记录者，蛰居时间长达40年。
对于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来说，萎缩的一代，既是经济的危机，也是社会的隐患。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7年：“让压力见鬼去吧…我就是失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日本，一切都具有两面性。它既现代又传统，看似纷繁热闹，却也相当寂寞。
餐馆和酒吧总是人满为患，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部分顾客都在独自用餐；不论任何时候，从山手线到中央本线，都能看到疲惫不堪的白领。
和这些置身于人潮、拼命活着的社会人不同，在无数个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失踪人口”，他们从拥挤的社会生活中悄然撤出，终日闭门不出，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调节着日本的平衡”。
他们的生活被封装在这样的房间里。
01
“失踪了的100万人口”
佐藤，22岁。
睡眠时间：一天16小时。
朋友数：0。
不上学，不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家里蹲4年，对半径3米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一天也不曾离开过六张塌塌米大小的单间公寓。
——以上是《欢迎加入日本废柴协会！》的主角设定。说起来有点荒诞，这是一部没有任何魔幻色彩的，仅仅是在叙述的现实剧。
在日本生活的半年期间，越南摄影师 Maika Elan 见到了不少活生生的“佐藤”，他们被称为 Hikikomori，蛰居族。
▲ Shoku Uibori，蛰居7年
43岁的 Shoku Uibori 就是“失踪人口”的一员。Maika Elan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7年。偶尔，他会在深夜出门，前往 7-11 购买泡面和啤酒。
他曾是一名商人，拥有过自己的公司。破产后，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屋中读书。10平米的房间就像一个当代孤独实验室，尘世的气味被隔绝在外。在这里，一切软弱和不健全都因缺乏参照物而变得无可指摘。
“就像仓鼠爱它的笼子，没有笼子，仓鼠会不知所措。”
▲ Shoku Uibori的房间
Shoku Uibori 并不孤单。像他这样的蛰居族，日本大概有100万。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蛰居族”有着共同的特征：拒绝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学或工作；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会关系，“失踪”时间超过6个月。
而最高记录者，蛰居时间长达40年。
《蛰居族》双月刊报道了蛰居现象，其中提到34%的人蛰居超过7年。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5到39岁之间的蛰居人数达到54.1万人，其中80%是男性，且大多数人拥有硕士学历。
而研究人员则认为，真实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由于这项调查把40岁以上的人排除在外，蛰居族们又有自我隐藏的特性，九州大学教授、神经精神病学家加藤孝宏推测，目前至少有100万日本人处于“隐居”状态，约占总人口的1%。
▲ Fuminori Akoa，29岁，蛰居一年。Fuminori Akoa的自我评价很高，觉得自己大有一番作为，但兴趣和目标又总是变化无常。如今他已经渐渐迷失了方向。
02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一百万人“消失”了，不社交，不工作，长达数年渺无音信。
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会趁夜晚没人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比较严重的，则拒绝走出房门，年迈的父母只能通过食物包装袋来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
▲ Riki的房间被贝壳面、零食和散落的杂物堆满。有时，他甚至不需要吃喝，因为心理的障碍比生理的需求大得多。
“其实他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每天就是看书、上网、玩游戏。”加藤博士称。
蛰居者喜久井田在《我为什么不停地玩电子游戏》的网络日志中写道：“从7岁开始，我不再上学。洗脸，换衣服，吃饭，做完这几件事，上班族出门上班，学生出门上课，我开始我的游戏。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内心的压力大到足够杀死一只恐龙，但有游戏可玩，我不至于疯掉或者自杀。”
▲ 对桥本雅来说，父母的期待是一件沉重的事。他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某次考试失利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退学后，他成了蛰居族。
▲ 他曾寄望环球旅行会使一切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是旅行结束后，桥本雅继续过着蛰居生活，且一呆就是七年。
这些人里，有的是遭遇校园暴力后不愿意去上学的孩子；有些则是成年人，因为失业或者求职失败，回到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出去。
除此之外，父母离异、考试失利、感情创伤，都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劣等感”，进而陷入一种“未战先忧败”的死循环之中——“逃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抚慰这种情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毕竟，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也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但我不想改变。这里（房间）感觉很安全。”
▲ 30岁的日美混血儿 Riki Cook 蛰居三年。他的家人都在夏威夷，而他独自隐居日本。在他成为蛰居族之前，生活中的小事足以让他感到疲惫，无论是忘记带书，还是找不到新教室。
▲ 而事实上，Riki Cook总想出人头地，却又害怕犯任何错误。他认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导致自己被淘汰，而不去尝试就能避免一切错误——这让他的生活陷入僵局。
03
“薪资冻涨、未来不明，我们向下沉沦”
“通常来说，这些人的适应力比普通人差，一旦发生某种‘突变’，他们往往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加藤博士说。
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安迪·弗隆，则把日本的“蛰居族”现象与日本经济的兴衰联系起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范围的“不登校”现象。
及至昭和与平成年号交接的历史时刻，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迎来了破灭。与此同时，1990年，青少年蛰居问题首次见诸报端。
2000年前后，由蛰居者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一名隐蔽了10年的青年杀死了父母，才终于让这个群体彻底浮出水面。
▲ Chujo，24岁，蛰居两年
当然，这并非日本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自从“双失（失学失业）青年”于2004年在香港被发现之后，在台湾、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地也相继发现“蛰居族”的存在。
有研究者称，所有发达社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日本年轻人遭遇了其他发达国家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在安迪·弗隆看来，泡沫经济的破灭切断了“高分数-好大学-好工作”的“传送带”，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父辈所拥有的“终身制”工作，转而迎来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业局面。
▲ Sumito Yokoyama，43岁，1996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截至2016年，Sumito Yokoyama已蛰居了三年。
经济遭遇重创的同时，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极大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一代远离了父辈所信奉的一切。泡沫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不仅赋予了他们对自由和享乐的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垮塌的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像父辈一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
就如村上龙在谈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选择非正统的工作，或者不按社会规则行事。”
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只会让生活变得更艰难——在日本社会，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即使它令人倍感压力。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只能带着耻辱感活着。
▲ Chujo，24岁，蛰居两年。Chujo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父亲不看好他的选择，父亲有自己的生意，并希望Chujo做一样的事。
▲ 在家人的要求下，Chujo曾在家族企业上过一年班，但因压力过大而饱受胃痛折磨。Chujo有一个令他羡慕的弟弟，因为弟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他表现出沮丧的情绪时，家人会变本加厉地训斥他，这更加加重了他的耻辱感。
▲ 工作两年后，Chujo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变得更好”，蛰居者认为，与其面对疲软无望的未来，不如另辟蹊径。
“逃跑，只有逃跑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
▲ Fuminori Akao，29岁，蛰居一年
调查还显示，“男逃兵”的数量要远高于“女逃兵”，在日本，男性往往从初中起就感受到压力，因为将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三年的表现。
另一方面，大多数蛰居族来自相对优渥的中产家庭，他们通常被寄予更高的期望。
“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窝在家里，他们会被告知要出门。”加藤博士说：“但是，很多时候，日本父母无法狠心切断孩子的经济来源，尽管经济不景气，仍然无限期地赡养他们。”
▲ Kazuo Okada，48岁，他曾是一名公司职员。辞职后蛰居在家7年，他喜欢看书和演奏爵士音乐。
不光是年轻人，近年来，40岁以上的蛰居人数正在增加，而这往往是从被裁员开始的。
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生活会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很多年纪较大又没有父母依靠的蛰居族会在“隐退”之前，上班一段时间来积累生存资本。
与世隔绝的时间越长，蛰居族就越难走出家门。
22岁那年成了蛰居男的Yoshiko，起初还会出门买东西，后来网购的普及，打消了他出门的唯一念头。他现在已经55岁，不再出门。
逃避到极限，就无限趋于死亡，连走路、吃饭、呼吸都困难。
▲ 蛰居族Sumito Yokoyama躺在他的房间里。这张照片拍摄于2016年，当时他告诉摄影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虽然没有严重的疾病，但经常感到疲惫，只想呆在家里。
▲ 在这张照片拍摄后的2017年，Sumito Yokoyama在自己的公寓里死去。两个月后他的遗体才被家人发现。
04
“被需要的感觉，是我努力的动力”
一些本该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志士”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铩羽而归，隐世而居。这令安倍晋三的政府深感不安。
对于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来说，萎缩的一代，既是经济的危机，也是社会的隐患。
2015年，日本千叶市设立第一所“虚拟高中”。次年年末，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设立心理咨询中心，以专人登门拜访的方式促进这个国家萎靡的劳动力。
Oguri Ayako是Maika Elan认识的第一位“租赁姐妹”，她来自社工组织“新起点”，专门负责与蛰居者定期写信、联系。
▲ Ikuo Nakamura，36岁，在摄影师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已蛰居7年。大学期间，Ikuo Nakamura的人际交往并不顺遂，逐渐地，他觉得生活里有太多的不公，渐渐失去了与人交往的信心。
“‘蛰居’是一种与社会解除联结的状态。不要心急，你可以一次一次地系上小结。”
2016年8月，时年36岁，已有7年“隐居”史的 Ikuo Nakamura 见到了第一次来家里探访的“租赁姐妹” Oguri Ayako。几个月过去，慢慢地，在对方的帮助下，Ikuo Nakamura开始逐渐恢复。
最近，摄影师Elan得知，两人在那之后便坠入了爱河，且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Ikuo Nakamura 也尝试着成为一名“租赁兄弟”，以期帮助更多的蛰居族打开心扉。
▲ 2016年8月，“租赁姐妹” Oguri Ayako 正与 Ikuo Nakamura 聊天。彼时 Oguri Ayako 拜访他已有些时日。
事实上，这项工作并不轻松。蛰居者从“杳无音信”到“开始回信”，有时需要几个月乃至十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Oguri Ayako 少不了对着门自说自话，诉说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而换来的往往是一段死寂般的沉默。
▲ Oguri Ayako在给另一名蛰居者 Masahiro Koyama写信。
▲ Oguri Ayako 试图与 Masahiro Koyama 沟通。通常情况下，一个社工需要花一到两年的时候带领一位蛰居者“走出房间”。
▲ 40岁的Masahiro Koyama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10年。这是Ayako第三次到他家来，但他还是没有打开房门的迹象。由于他拒绝进行交谈，Oguri Ayako 只好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事实上，很多人从不阅读信件，收到后会直接丢掉）。
当蛰居族们开始慢慢习惯“租赁姐妹”的存在后，他们首先会以回信的方式打开自己，渐而过渡到电话聊天、打开房门，甚至是一起外出看电影。
而最终目的，则指向“职业技能培训”，好让蛰居族们开始新的生活。
▲ 除了他们的“租赁姐妹/兄弟”，很多蛰居族拒绝与任何人沟通。
▲ 在长达10年的工作生涯里，Oguri Ayako帮助了近五十位蛰居人士成功重返社会。
▲ 每周六，“新起点”都会举办餐会。在餐会上，蛰居族可以相互认识，也可以和社工及社工的孩子们互动。
▲ 在餐会之余，“新起点”会把一些基本技能传授给蛰居者，包括烹饪，打扫卫生，与他人交谈。
“我在Twitter上遇到的一位女性，她希望我为她拍照，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曾经的蛰居族木村说。“当你觉得你是被需要的，你就想要付出努力，特别是当对方是异性的时候。”
除了木村之外，Elan 还跟随 Oguri Ayako 拜访了11名蛰居族。在接触这个群体之前，Elan 承认，起初她认为这些人既懒惰又自私，不过是“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寄生虫”。
但随着她对蛰居族的了解越发深入，她看到了他们的细腻和敏锐，也有了更多的发现。
▲ 蛰居族 Kazuo Okada 非常善于学习，记忆力惊人，且非常善于引用数据。每次煮饭时，Kazuo都会精确地掌握米的重量，保证不多不少250克。
“他们在思想上备受折磨，为自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而感到痛苦。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想结交朋友和情人。”
至于自己的摄影项目，Elan最想拍到的是蛰居族在“租赁姐妹”的带领下，踏出房门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那一刻是否会非常戏剧化，还是平静如常。只是，在漫长的禁闭后，他们打开门，迈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被阳光照射的那个时刻，难道不值得记录吗？
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值得一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