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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蔡越坤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2017年以及2018年监管层多次提及的话语。随之而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11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主任。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银监会和保监会宣布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保监会”)，郭树清成为首任主席。
2018年3月26日，人民银行召开干部大会，郭树清被宣布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当下，中国金融监管格局已经从原来的“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升级为“一委一行两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一委一行两会”如何监管协调也受到广泛关注。
3月28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布会，与会者对改革中国现行监管体制展开了讨论。
金稳委应成“一行两会”的主要监管主体
3月28日上述会议上发布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委一行两会”如何监管协调，报告发布方建议：1)中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成为实行和检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间协调的主要监管主体;2)在实施新的政策法规和执行监管处罚时,应正式确立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的政策监管团组间的协调规则和机制；3)设立一研究中心,协调中国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分析。
关于对新成立的国务院下属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FSDC)职责的看法，报告发布方建议，新成立的国务院下属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FSDC)采用类似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具体地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的抗压性，而次要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构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报告发布方建议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央行行长参与成员可以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汇率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副行长,以及新合井的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与外部成员。
同时应该建立所有监管机构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所有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级别官员的定时会议机制,以此确保沟通和协商果道的持续畅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菲利普·裴驱（Philipp Paech）在介绍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时称，历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英国采取了具有“双峰”元素的监管结构，成立了审慎监管（PRA）和行为监管（FCA）机构，并引入了一个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作为上级单位。审慎监管局和金融政策委员会都隶属于英国央行，英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美国基于法规的监管体系不同，英国的监管体系是基于风险与原则的，在金融体系不断变化的今天更具有灵活性。而且各个参与监管的部门有清楚明确的政策目标，同时有一套有效的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调机制。
而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对此表示，“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这个命题的内涵非常广泛，概念和实操上都还在不断更新、完善，现在并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寄希望于现成的、完美的监管模式过于理想化，监管者和市场都应当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解决问题、摸索前进。
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值得关注
报告会上，《2017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同时发布。报告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自2017年1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相对稳定区间，远离风险警戒阈，未来一年内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概率很低。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在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会上指出，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政府把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为未来三年金融工作的底线，定为未来几年三大攻坚战当中的首要任务。
从行业分类来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子行业中，规模占比最大的银行业融风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险边际贡献。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趋于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本覆盖能力相对较弱，应引起金融监管层的适当关注。
从单体机构层面来看，一些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值得监管机构特别关注。报告认为，监管层应持续保持“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同时需要与市场参与者进行充分沟通，寻求最优监管节奏，最小化施政成本。
关于背后的原因是，周皓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市场的预期，2017年6.9%的增长率也超出了2016年的6.7%的增长率，在经济增长复苏的过程当中，主要的银行的账本在修复，不良贷款率、增长率在下降，这是背后的经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