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云 郑伟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保障居民的老年生活。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出现了保障功能弱化、基金持续承压等问题，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给基本养老保险的健康运行带来挑战。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覆盖面十分有限，不能参加企业年金的个体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来安排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意义重大。
虽然有现实需求且国家也给予大力支持，但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年金的情况却非常不乐观。这种商业年金不受欢迎的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年金谜题”（annuity puzzle）。具体到我国而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物质和医疗条件飞速发展等原因，我国人口结构存在着特殊性，分析这些与居民财富年金化水平相关的人口因素，对于认识我国居民财富低年金化现象十分重要。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形成保障，无疑也是老年人是否选择商业养老安排的重要影响因素。鉴于以上两方面，本文拟从“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险”两个角度探讨居民财富年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假说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影响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导致出生率持续走低。同时，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升，导致人口死亡率降低以及预期寿命延长，使得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少儿抚养比降低，产生“四二一”的特殊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小型化。经济状况的提升，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使得很多居民完成由农村到城市身份转变。这些人口结构因素是影响商业年金需求的重要变量。死亡率的降低预示着未来老年人长寿风险程度增加；老年抚养比的升高，证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家庭分散风险的能力降低。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社会和家庭养老的压力逐步增大，居民商业年金的安排将变得更加重要。
（二）社会保险的功能及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国家养老安排，贯穿老年人整个退休期，对于老年人养老安排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商业年金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型养老计划，理应受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此我们假定：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一种替代的、负相关的关系。同时，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社保安排，防止老年人因医疗花费造成过大开支，陷入流动性困难的窘境，天然弥补商业年金的“低流动性”缺陷，从而释放商业年金需求。因此我们假定：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一种互补的、正相关的关系。
二、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和变量设定
本文选择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2007—2015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商业年金需求展开分析。我们用居民财富年金化水平来衡量商业年金需求，即年金保费支出占总储蓄（总储蓄为收入减消费的余额）的比重来衡量居民财富年金化水平，这一比重越大，说明个人财富年金化程度越高，商业年金需求越大。另外，为检验所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择年金密度和年金深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本文的解释变量由人口结构相关变量和社会保险相关变量构成。与人口结构相关的解释变量为死亡率、老年抚养比、家庭规模和城镇化率；与社会保险相关的解释变量为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和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本文的控制变量为收入水平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人口结构会显著影响居民商业年金需求
整体来看，代表人口结构的变量和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首先，死亡率水平和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为负，说明随着我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会带来居民年金需求的上升，在未来长寿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居民对商业年金的需求会增加；其次，老年抚养比和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老年抚养比越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越高，未来依靠国家养老的难度增加，对于商业年金的需求也会增加；再次，家庭规模与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推测可能是平均家庭规模的数据在2007—2015年的时间跨度中变动较小的缘故；最后，城镇化水平和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对商业年金的需求。
2.社会养老保险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社会医疗保险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年金在保障属性上的一致性，二者之间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在未来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力度（养老金替代率）降低的预期下，商业年金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填补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对于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年金需求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说明医疗保险的存在，可以弥补商业年金的流动性缺陷，会对商业年金产生互补效应。未来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对老年期的医疗花费产生一定的托底作用，减少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对商业年金的需求。
3.其他因素也会对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产生影响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购买力增加，从而增加对商业年金的需求。预期通货膨胀率升高，预期年金给付的实际价值降低，会减少居民的商业年金需求；反之，预期通货膨胀率稳定，则会增加居民的商业年金需求。
三、政策启示
在以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人口结构、社会保险、收入和通货膨胀等相关变量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推论，即未来我国居民商业年金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这一变化趋势可以给我们带来几点重要启示：
首先，在政策导向方面，既然商业年金有利于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那么政府就应当顺应商业年金需求的潜在变化，给予必要的政策激励，如针对商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以创造低成本的政策环境，更好发挥政府对商业年金市场的引导作用。
其次，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商业年金需求的变化，要求供给侧的改革创新与之相呼应，以达到供需匹配平衡的效果。具体而言，应当深化商业年金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引进长寿风险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增强商业年金产品、服务、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商业年金机构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具市场吸引力的商业年金产品，释放和激发商业年金服务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活力。
最后，在政府监管方面，商业年金需求的变化，也对商业年金的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求监管机构始终把维护需求方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商业年金监管的立足点，鼓励和监督商业年金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求监管机构把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关键，确保不同类型的商业年金机构都享有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都受到公正的市场监管；三是建立健全商业年金相关的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摘自《保险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秦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郑伟，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保险、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