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风固收孙彬彬团队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走向及其影响？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历史上日本，那么日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又有哪些借鉴呢？
1970年代：贸易摩擦逐步扩大
1、局部贸易摩擦+外部冲击
1970年代开始，日美之间贸易摩擦有所扩大：从1950-1960年代的纺织品、钢铁，扩大到汽车、彩电等领域。这一时期，日本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采用生产当地化、WTO诉讼等积极措施应对。
不过这一时期双方之间仍只是局部贸易摩擦，主要是因为：虽然日本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但仍不足美国的一半；美国贸易差额有所扩大，但除个别年份外，规模仍可控。
有意思的是，虽然美日之间仍为局部摩擦，但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变动，对日本的外向型经济造成显著冲击。主要的冲击包括：
1971年的“尼克森危机”+《史密森协定》：美国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日元大幅升值，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
1973年“石油危机”+“取消固定汇率制”：能源危机大幅冲击了日本原先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模式，固定汇率制下，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威胁日本外向型经济。
2、宏观应对：货币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稳定出口竞争力和国内经济，在通胀下行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这一期间开始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
财政政策：
50-60年代的日本发展，投资方面明显呈现出“重社会生产措施，轻社会生活设施”的特点，日本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显著落后，70年代的财政政策最初的发力点就是在这：
1970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日本经济的新纪元”为副标题的经济白皮书，明确“向高福利经济前进”，强调财政指导思路是“并非考虑每个年度的财政平衡，而是在长期财政计划指导下，采取有计划的积极公债政策，必须积累公共投资”。
1972年6月，作为竞选纲领，田中角荣正式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的构想。田中内阁成立后，以列岛改造思想为指导方针，对“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重新加以调整和修订，即“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列岛改造计划以1985年为即期年限和目标，要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平均增长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NP和工业生产总值提高3倍，粗钢产量、工业用地、工业用水提高1倍。计划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交通通讯、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工业重新布局、改造旧城市和建设“新25万人口城市”以及建设交通通讯网络。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工业重新布局是核心，城市建设和交通通讯网络建设是杠杆。该计划的实施，又以积极财政和税收政策为保证，这是列岛改造政策的重要手段，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随后的石油危机虽然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但由于政治选举因素和经济刺激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未就此收缩，收入增速的下滑，支出的增长，带来的结果就是赤字财政的扩大。
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日本通产省则从产业政策方面着力：
3、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
70年代初，通产省制定了“70年代展望”，但1971-1973年的外部冲击，使得展望很快不合时宜，通产省修改了“70年代展望”，制定了《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简称“1975年展望”），基本要点如下：
（1）产业发展必须增进国民福利、充实国民生活，产业政策的目标旨在满足国民需求；
（2）建立能充分利用资源能源型的产业结构，实现节省资源和能源；
（3）实现由技术密集型产业支持的高级产业结构；
（4）从新的国际分工出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以确保资源能源，并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协调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
（5）产业结构必须同环保、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相协调，还要适当地引导中小企业。
根据以上要点，它还制定了一些发展目标：
（1）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定为1973-1980年为6%，1980-1985年为6.5%，1986-1990年为6%左右；
（2）产业发展模式由过去民间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变为个人消费和政府投资并重型；
（3）控制物价水平；
（4）要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产品节能化和高附加值化，降低进口原料和燃料的比重，增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级纤维品和杂货品，扩大从海外投资地区进口半成品等。
要点就是稳增长、促进内需（个人消费和政府投资推升）；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降低能耗。
随后，1975年计划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在80年代初制定《80年代的通商产业政策》——加固护城河，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日本产业和贸易优势。
提出新的“国民目标”：
（1）深化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经济大国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2）建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以“技术立国”克服日本作为资源小国的制约；
（3）保证日本经济的“活力”与“富裕”同时并存。
在第一个目标上，对80年代的世界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将进一步出现多极化，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南北对话、国际货币体制等等各种因素加大了国际经济的不安定和不确定性，同时，各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相互依赖的关系，日本必须协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积极推进产业合作，开展合理竞争，发展进口贸易，尤其是要把偏重于原材料进口转变为产品的进口,经济合作要以对方国家为主来制定行动准则和实施政策。
在第二个目标上，特别指出日本需要谋求资源供应多边化和分散化，需要开发非石油能源,需要开发创造性的新技术并使之工业化，扶植尖端技术，以“技术立国”的方针，利用日本的“聪明才智”奠定资源小国的交易实力；
在第三个目标上，提出以新的四个基准：①动态的比较优势基准。为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日本必须在技术集约化和高附加值化方面处于比较优势地位；②国民需求基准。为适应国民多样化的日益增长的需求；③节省能源资源基准。热效率高的、能摆脱对石油依赖的资源产业；④安全基准。有助于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谈判力量、技术先进的产业。
“80年代展望”表达的是日本在新形势下力争克服“资源小国”的制约，谋求实现“经济安全保障”的意图。是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加以发展（“创造性知识集约化”构想），重点是要使所有产业都能做到软件化、系统化、专门化、反馈自动化；此外，通产省还与劳动省合作，把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扩大到“第三产业”的发展。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应对政策确实刺激了日本经济发展，日本经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贸易摩擦、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中快速恢复，景气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此外，通过“1975年展望”的引导发展，产业得到升级，在1979年的石油危机中，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另一个主要贸易逆差对象——德国）所受冲击最小，恢复速度最快。
但70年代末，美国对外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表现优异的日本经济无疑树立了一个靶子。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
1、美国的升维打击：从贸易战到金融战
到80年代，美国的对外贸易差额占比史无前例的快速扩大，由于日本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对象国，且经济的表现显著优于其他发达国家（暴露的威胁最大）。
美国对日贸易战的战法明显升级，主要表现为：
（1）摩擦行业扩大：除了钢铁、汽车等行业外，由于“1975年展望”、“1980年展望”扶持了高技术产业发展，日本对美国产业的威胁明显更加全面化和高端化，日美贸易战有了新的战场——半导体、专利等众多领域都陷入纠纷。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从50年代到80年代，贸易摩擦不断进行，但日本崛起的产业却越来越多，在补漏的同时，漏洞却来越多，因而美国开启了全面打击：
（2）全面贸易战手段出台：美国除了行业领域的反倾销等制裁以外，也祭起了 “超级301条款”、《日美构造协议》等全面制裁措施，通过“超级301条款”将贸易战战火无限扩大，日本所有的出口商品都笼罩在贸易摩擦的风险之下，需要主动应对。
另外，针对日本存在明显的制造业优势，美国通过自身的政治地位，开始超出贸易战范围：
（3）采用金融战，进行升维打击：
金融自由化：1984年2月，日本和美国政府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同年5月该委员会就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以及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美国的目的在于：
（1）推动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日本的利率压制，提高日本的利率水平，这至少可以有两点好处：一是推动日本利率上行，从利差角度有利于日元升值，打击日本出口；二是使得日本制造业企业不再在利率压制中获得融资优势，抬升日本制造业成本。
（2）推动日本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和汇率自由浮动，打破日元低估的状态（至少美国认为其被低估），推动日元升值。
汇率手段再使用：1979年开始，日元进入了贬值通道，前期日元升值的出口压抑作用消除，基于此，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将贸易制裁手段升级，从纯粹贸易战上升到汇率战，通过压迫日元快速升值，打击日本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2、日本的应对
日本首先针对全面贸易战制定了新的发展思路：
1）战略突围——《前川报告》
1986年日本制定了《前川报告》，报告认为：日本顺差的根源在于日本“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本对外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日本的根本出路就是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将外需依存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并促进和加强国际间协调。为此，报告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四大支柱和其他一些方案。
三项基本原则是：
（1）以市场机制为原则，以民营经济活动为主体。
（2）从全球化层面制定经济政策,与各国建立起协调和相互监督机制。
（3）削平巨额经常收支顺差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调整过程。
四大支柱是：
（1）扩大内需。具体内容就是扩大私人消费,充实社会资本。报告要求彻底改变鼓励储蓄的传统政策，废除小额储蓄免税制缩短工作时间,创立带薪休假制等，为充实社会资本,必须松动国家干预,允许私人资本涉足基础设施领域，打破国营企业垄断经营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新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从1985年到2000年,日本将充实社会资本600万亿日元,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2）彻底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站在全球化角度调整日本的产业结构,淘汰那些靠国家保护扶植才能维持的传统产业,如煤炭、农业中的一部分行业,反对人为地维持国内外商品差价而对那些长期萧条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如炼铝业、纤维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等。
（3）开放市场，促进进口。报告认为，扩大进口，特别是制成品进口，是减少贸易摩擦和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日本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市场结构,改善流通体制的同时,要为海外出口企业提供充实的市场信息。
（4）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2）紧财政，宽货币
《前川报告》代表的仍然是长期战略应对思路，但美国升维打击后——持续、快速升值的美元引起了日本的“升值萧条”恐慌，日本再度参考了70年代的应对经验。
但此时的财政政策跛腿了：70年代的财政扩张使得财政压力突出，且日本决策层认为国债发行对经济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因而1979年夏，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表示“重建财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平正芳采用增税的方式谋求重建，却因此在选举中遭受失败。
1980年7月组阁的铃木善幸吸取了教训，成立临时行政调查会，该组织在1981年7月的第一次报告中指出：要以不增加税赋谋求重建财政。
1983年3月的最终报告中提出了包括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在内的5项建议：（1）对亏损严重、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进行民营化；（2）削减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3）调整和精简行政机构人员，加强行政管理；（4）放松政府限制，推进行政公开化；（5改善中央地方关系，扩大地方行政管理权限。
财政政策跛腿后，针对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前后日元单向、强劲的升值预期和经济通胀疲弱的走势，日本央行结合利率政策进行对冲：利率持续下调，基础货币供应明显提升。
贸易战的结果如何？
1、贸易战并未根本性缓解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日贸易摩擦，美国除了打压日本经济崛起，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平衡对外收支。但从国际收支的会计恒等式出发：国内总储蓄-国内总投资=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入
一国国内储蓄是盈余还是不足才是决定国际收支是否平衡的本质因素，换句话说，美国多边经常项目余额根本上是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的反映，并非某个贸易伙伴进行了不公平的贸易结果——麦金龙《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事实也确实如此，得益于里根税改，美国国内储蓄的上升，美国的贸易逆差显著收敛，但90年代开始，又再度大幅扩张，贸易战并未缓解美国因国内失衡而导致的外部收支不平衡。
2、贸易战打击了日本经济么？
是否影响出口？
广场协议后，快速升值的汇率确实压抑了出口（但由于内需的萎缩，顺差反而加大）：1985增速下降，1986年增速和绝对额都大幅下滑。
但到1987年，虽然卢浮宫协议和超级“301条款”相继而来，出口仍逐步恢复，并持续上升。
可以看出，贸易战在第一个阶段确实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但随后又再度恢复；而贸易战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内需下降幅度：以日本情况而言，在外需下降的同时，内需的收缩幅度更大，反而在第一阶段扩大了顺差，而第二个阶段表现恰恰相反。
因而贸易战全面展开的第一阶段，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外需的萎缩；但拉长期限来看，持续的贸易战并不能对出口造成致命冲击。
而且以日本经验来看，在贸易战全面展开的80年代，贸易战反而伴随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初级产品出口占比明显下降；制造业中，钢铁、纺织品出口占比下降；而其他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出口在这一时期占比显著增加。
对日本经济而言，贸易战的影响也与对出口的影响相类似，要分长期和短期：
短期内，1986年日本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低于70-80年代平均增速，但1987年开始快速恢复到平均增速之上，日本经济在外需不弱、内需强劲的背景下增速反而要显著高于日本当时所处阶段的平均水平，形成了“平成景气”。
3、日本经验有何借鉴？
贸易战短期确实冲击了日本的出口，也压低了日本的经济增速；但仅就直接影响而言，拉长期限来看，并未直接破坏日本的出口增长趋势，也未冲垮日本的经济。
不过，虽然贸易战没有改变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但日本的应对策略本身却加剧了泡沫的形成，最终在泡沫破灭后沉重的打击了日本经济。
问题出在哪呢？
从应对措施来看，首先，日本的产业政策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以《前川报告》4大支柱为例，无论是内需扩大（以批发零售衡量）、进口增加，还是对外投资扩大和制造业升级基本上都得以实现。
但货币政策却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在金融自由化、实际经济回报率未能提升、财政支出不能接力等背景下，资金脱实向虚，流入股市、房市，推动了资产泡沫，最终在泡沫破灭中使得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深陷其中。
日本政府的主要错误在于过高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低估了自身贸易优势和经济韧性。
中国会重蹈覆辙么？
中美贸易摩擦进程与美日贸易摩擦进程极其类似，目前开打的中美贸易战是否会使得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参照贸易差额本质和美日摩擦经验，贸易摩擦对中国贸易差额的影响并不确定；而对于出口和经济而言，参照日本经验，我们不担心贸易战会影响中国经济长远未来，但短期内不排除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以及经济基本面的波动。
更重要的是，由贸易战引发的政策变动，以日本经验来看，可能才是真正的“陷阱”。因此要问，我们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么？这里面有几点需要重视：
首先，日本在应对美国的全面打击后，明显政策反映过度，这跟日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决策层心态有关，客观评估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状态十分重要。
日本其时GDP仍不足美国的40%，日本经济规模虽远逊于美国，但人均GDP已超过美国的60%，消费遵循收入效应边际递减规律，日本这时的内需拉动已经空间堪忧，结合GDP反映的总体市场较小，日本通过内需对冲外需的能力不足；除此之外，日本领导层在战后经历多轮景气周期（80年代初开启第10次），对日本经济的增速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形成“升值萧条恐慌”。
中国目前人均GDP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上升空间巨大，显示内需都还有较大潜力与空间，所以在面对外需波动的压力下，需要客观的评估我们经济的发展阶段和状态。
其次，金融自由化和汇率政策的运用需要配合以宏观审慎管理，控制宏观杠杆、遏制资金脱实向虚。《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一系列协议，日本都处于极其被动地位，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汇率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过程中，日本政府并未提防宏观杠杆，特别是非金融主体杠杆的过快上升。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所大力推进的防范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管理就显得恰到好处。
更重要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在贸易战中的成功经验仍可以参考——以《前川报告》为代表的主动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其中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词眼：调整产业结构（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政策和我们的制造业2025）、去产能、扩大内需、增加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一带一路）···
因而，只要短期我们合理评估可能受到的冲击，在中期内，并无须对这场贸易战过度担忧。
我们相信：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历史绝对不会简单重复。
风险提示
人民币升值风险；外需下降风险；国内政策反应过度风险。
报告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固收团队
报告发布时间：2018/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