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旺角黄局长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就像社会阶层中的贫富悬殊一样，中国城市的分化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近日，全国各地纷纷迎来地方两会，一二线城市的大佬们轮番进入了show time。
广州、深圳刚刚宣布进入2万亿俱乐部没多久，上海就悠悠地站出来：我2017年的GDP达到了3万亿。
这史无前例的数值，放在美国的话也仅仅排在纽约（9006.8亿美元）、洛杉矶（7530.9亿）之后，与第三名的芝加哥（4748.8亿美元）不相上下，算是赶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前夕给国家献上了一份大礼。
这无疑是一场属于TOP10城市的狂欢。
只是，当我们拿着放大镜，拉长时间去追究一些不起眼的数据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心境——穷者越穷，富者愈富，中国城市的马太效应正在加剧。
01
直接上图。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重庆、杭州为年初预测数值）
2012—2016年，TOP10城市整体无变化，变的只是它们的相对位置，比如广州被深圳超过，重庆一跃升至第5等等。
最显著的是，TOP10缓慢拉开了相对其它地方的领先优势，其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坚定上升，分别为23.1%、23.2%、23.4%，23.5%，24.1%。
2017年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但即便是按照较保守的估计，仍然有23.6%。实际数据可能会非常接近2016年。
换句话说，在过去6年里，单单这十所城市，就贡献了全国近1/4的GDP，而且这种趋势迄今没有任何弱化的迹象，未来还有可能会更加坚挺。
尽管早在4年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这份顶层设计中，中央就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使得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为此，中国还量身配套了一个户籍大招：建制镇和小城市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大城市合理确定，特大城市严格控制。
一句话，现在的农村太凋敝、太空心化了，你们这些大城市都给我悠着点，北上等一线就不要再大了，强二线也不要盲目拉人头了。可以的话，广大中西部的农民朋友们就近、就地城镇化吧。
然而，四年时间，TOP10城市还是净增了七百多万。啥意思，最近十多年中国全国（不含港澳台）一年净增人口也就是六、七百万。
从2013年到2016年，中国TOP10城市的常住人口全国占比从11.56%坚定攀升到11.90%。
这还是在北京、上海这两年毫不含糊地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七百万人，人口数排在全国第46位的山东省会济南，2016年的常住人口也就是723.31万吧。
这十个位于金字塔顶尖的城市，居住着全国一成多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成以上的GDP。事实上，这样的集聚效应也在每一个地方中心城市发生着，只是它们不如TOP那么容易引人注目罢了。在这些冰冷的数据后面，是人口逃离的环京贫困带，是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喊麦的东北三省，是一天要消失近百个村庄的传统农村。
截至2016年末，中国的大陆总人口为13.82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92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
这距离中央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还有2.65%的距离。这也意味着，从2017开始到2020年，还会有3664万农民洗脚上田走入城镇。这些人将走向何方？
答案似乎有点不言而喻。
02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就一直秉持“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路，很有共同富裕的味道。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乖乖响应号召，偏偏哪人多就往哪跑呢？
一句话，当然是哪人多，哪的机会、资源更多啊！看不到这一点，那不是傻吗？
在这里，我们并不考究这种逆城市化的方针是否违背了经济规律。但从目前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60个，而20万以下的小城市却占比不到18%的残忍现状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战略目标执行起来真的很难。
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中国资源配置的制度、政策设计。
目前，我们的城镇共有六类政治地位：
第一梯队是直辖市
第二梯队是省会城市
第三梯队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第四梯队是普通地级市
第五梯队是县级单位
第六梯队是乡镇
上边是高富帅，下边是矮穷矬。城市等级序列的不同，注定他们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政治地位越高，城市受到权力的倾斜就会越多，上级的转移支付、土地指标等资源就会越集中。以TOP10为代表的大城市就像永不停歇的抽水机，将所有东西都虹吸到自己身边。
由于规模化经营，这些城市的生产成本又大为降低，效率逐步攀升，形成“经济越发达越有吸引力——越有吸引力经济越发达”的磁铁效应。而数量最多的县及县以下乡镇，权力最小，发展也最慢。
以至于 “一个国家”，活出了“四个世界”：北、上、广等大都市生活在发达国家，广大乡镇则与非洲国家差不多，中间还有广阔的二三世界地带。
看一张图大家感受一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地统计局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数十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都有八分之一左右集中在TOP10当中。
这也意味，全国另外287个地级市、360个县级市、1537个县只能分抢剩下的八分之七。即便是平均用力，也只能是别人吃肉我喝汤。
当然，对于这些城市来说，每年成千上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不都是权力配置的，但权力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性的。
数据显示，这些城市每年的民间投资，要占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半壁江山，但国有投资也当仁不让，基本都要在20%以上（重庆等城市能达到百分三四十）。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以广州为例。2016年，广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703.59亿元，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310.97亿元，民间投资2519.77亿元，港澳台、外商经济投资1114.15亿元。
什么意思？
当年中央、省里、地方配置上千亿元在广州搞基础设施、制造业建设，虽然 1310.97亿元的额度只占了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3%，看似比例不高，但正是有了政府的加持和全力以赴，才以此撬动、吸引了民间以及海外的3600多亿元资金跟进。
你想想，各方看重的，不正是这个城市有地位有话语权，在全国城市等级当中序列高很有前途吗？政府都这么用心了，我还有理由不跟吗？
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如果想要发展好，就必须改变目前按权力配置资源的逻辑，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扮演更多的角色。
03
中国的TOP10大不大？大。
大到了让中国的领导人、治理者还有普通市民都感到了揪心。除了各种的资源紧张、生活不便，还要加上环境恶化……
仿佛中国大城市暴露出来的所有城市病，都是太大，或者人多惹的祸。
但我们一拉出另外一个国家的TOP10城市凝聚度时，又不禁会挠头，有那么一点百思不得其解：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统计口径为都市圈，美国都市圈的面积与中国行政市的面积相当，人口规模接近，更具可比性。）
美国的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GDP总量也最为接近，可比性较强。虽然人口总量不如中国，但美国人大多生活在城市中，比例高达全国总人口的80%。
美国的TOP10人口总数无法和中国的前十相提并论，但是其前十大城市的GDP全国占比竟然达到36%，远比中国的23%还要高。而其人口占比也丝毫不逊色于中国。
这个事实点明了一个悖论——
美国是一个用脚投票的国家，基本按照市场化运作，如果美国的态势代表了城市化的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城市化的马太效应似乎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我们的集中度不是太高了，而是还不够。之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其它方面出了偏差；
如果美国不代表未来的方向，那么若中国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资源更不会青睐回报率低的小地方，而是几乎都涌到大都会，所以必须依靠行政手段强力干预。
按照这种逻辑推演，中国似乎又只能回到了原路，才能逆转中国城市的马太效应：
第一，除了控制大城市人口，还要控制大城市投资；
第二，对权力进行逆配置，更多地把资源向中小城镇倾斜。
好一个悖论。
好一个世纪难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提到了。如何平衡，如何切换，如何选择，都在深深考验着转型中国的智慧。
文章来源：智谷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