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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郑志刚/文 始于2016年秋季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产业政策之争已经过去两个年头了。两年来，虽然双方没有再次以公开辩论的方式进行争论，但双方都在用各自的行动来延续着这场争论。林老师身体力行，用自己发展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吉林产业政策制定，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张老师最近则通过回顾40年间亲身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用历史和事实印证和坚持自己的观点。
从形式上看，林张产业政策之争是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但我们看到，形式的背后却体现的是双方对政府和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角色的认知差异。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把林老师的观点概括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而把张老师的观点概括为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
同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林老师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张老师的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依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一，与旧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系统性干预不同，林老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同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中心作用。这与张老师主张政府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的认识不谋而合。其二，无论林老师还是张老师都认同政府所提供的公用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三，双方认同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和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推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作用巨大。
分歧的五个方面
除了上述相同之处，林张围绕产业政策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二者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和经济分析的切入点不同。被林老师用来指导和分析产业政策制定的是林老师及其团队发展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虽然建立在对旧结构主义经济学批评的基础上，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承袭了结构主义从产业视角观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差异的传统，因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是其关注的重点。受到凯恩斯革命后兴起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理论的影响，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与旧结构主义经济学一样，认同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级发展水平向高级水平提升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林老师看来，既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市场失灵，就应该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引导，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功能。因而，林老师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理论一部分源于承认市场对于资源配置发挥中心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凯恩斯革命后兴起的政府干预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学术传统。
张老师所发展的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则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在奥地利学派和张老师看来，一方面，市场的存在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分工的优势来自知识和生产的专业化。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专业化分工和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市场才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所具有的价格和信息发现功能，市场的存在反过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市场由此成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实现机制。因而，信息不对称本身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政府在经济中扮演角色的更多理由来自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和产权保护等。其二，在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上，张老师进一步引入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的价格发现和看不见手的引导功能恰恰来自盈利动机明确和具有风险识别能力的企业家创新，市场和产业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因而，在张老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分析的切入点是企业家和企业家所在的企业行为。
不仅如此，与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所处时代是自由放任的制度环境不同，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政府管制下的经济凋敝和市场经济转型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使张老师意识到政府在抑制企业家精神方面可能扮演的消极角色。一定意义上，张老师开始超越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引入政府的角色，关注政府行为与企业家精神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他强调应该把政府的权力关在笼子里，持续深入对外开放和使政府的有限角色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
第二，对于比较优势究竟来自自然资源禀赋还是企业家精神的不同认知。从结构主义关注产业分析的研究传统出发，林老师强调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依据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来源在林老师看来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林老师和他的研究团队根据吉林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进而产生比较优势，提出了指导吉林产业政策发展的《吉林方案》。与林老师这里遵循新古典静态均衡的研究传统，从既有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来思考如何结合比较优势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和规划不同，张老师遵循的是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所奉行的动态非均衡分析思想。张老师认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比较优势和新的产业出现很大程度是由追求盈利目标的企业家在创新和套利（贸易）过程中自发推动和创造的。张老师给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所需要的铁主要从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进口，钢铁行业显然并非英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但在约翰·威尔金森、达比等众多企业家在炼铁方法上采用新发明和新工艺后，英国生产钢铁的效率大大提高，很快成为全球钢铁重要的出口国，钢铁行业由此成为英国的比较优势。张老师给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英国的棉纺织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无论是原料棉花还是纺织技术，英国完全依赖进口，同样并不具有所谓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但随着约翰·凯飞梭的发明和之后一系列技术进步，英国逐步成为全球纺织业的中心，并成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象征。因而，在张老师看来，钢铁业和纺织业在英国的兴起并非来自英国原有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大量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市场不断涌现，经济从不均衡走向新的不均衡。
第三，对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角色的不同理解。对于政府经济角色的不同理解事实上是林老师与张老师围绕产业政策争论最大的分歧所在。从公共品提供过程中存在免费搭车问题，政府需要通过作为“公共品价格”的税收来统一提供公共品的新古典认识出发，张老师把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限定在国防、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和产权保护等在内的公共品提供范围内。而林老师则继承了旧结构主义所持的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级发展水平向高级水平提升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观点，强调有为政府通过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快速发展，实现落后地区弯道超车，以赶超先进地区。按照小宫隆太郎在《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就产业间资源配置或基础建设方面制定或采取的政策，涉及到重点产业的培育和保护、衰退产业的调整等；其二是针对调整产业内部组织结构所采取的政策，如推动企业合并以提高集中度，组织、协调企业调整开工量和投资规模，以及实施中小企业对策等。在林老师看来，有为政府所设计的产业政策不仅应该包括小宫隆太郎在《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而且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甚至招商引资等所有政府主动采取的发展经济行为。
在鼓励创新的问题上，与张老师主张出于盈利目的的企业家自主创新不同，林老师同样突出政府主导的解决思路。林老师主张，有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鼓励创新。然而，林老师在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没有对政府为什么会必然成为“有为政府”给予太多的讨论和解释。这也成为包括张老师在内的很多学者对林老师相关观点展开批评的地方。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只有政府成功地应用现代激励机制设计思想，开展产业政策制定，才有可能使产业政策富有生命力。
张老师对林老师的批评则直接承袭了哈耶克等奥利地学派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受到认知的局限，政府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具有明确盈利动机和责任承担能力的企业家与政府相比则更加警觉，更具想象力和判断力，因而在获取当地信息上更有优势。由于信息问题，在张老师看来，政府不会必然比企业家更知道螃蟹是否真的可以吃。政府更无从知道申请补贴的企业是真的希望吃到第一只螃蟹，还是希望骗取政府的补贴。相反，品尝美味的原始冲动和未来希望由此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的内在动机会使一些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自动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历史上开凿英国第一条运河的布里奇·沃特公爵，办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厂的阿克莱特等，都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因此，相信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如同哈耶克批评建立在计算技术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能够成功一样，是“致命的自负”。我们应该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所认识的那样，“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Becker，1985）。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张老师把产业政策比喻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实务工作者指出，大数据的出现将突破计划经济所依赖的信息收集困难的瓶颈，因而大数据将赋予计划经济新的生命。然而，包括张老师在内的一些学者很快指出，基于大数据仅仅会使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变得更加科学有效，而对于依赖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的企业家决策的作用则十分有限。福特很早就说过，如果利用市场调查（当时的大数据）来研发生产你的产品，很多调查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更好的马车”，而不会是“汽车”。
林老师与张老师上述认知分歧的背后事实上反映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功能的不同认识。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的存在和公共品提供的免费搭车问题，会出现协调失败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对经济进行干预。然而，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的思潮中，奥地利学派由于对市场内在机制的深刻认识而重新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并非引起信息不对称，进而为政府干预带来口实的“市场失灵”的原因。由于市场的存在，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反而降低了，因而市场不仅不是引起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反而成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例如，需要外部融资的企业和进行储蓄的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催生了金融中介服务的市场需求，而金融中介组织的存在反过来降低了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当金融中介组织的运行效率不能有效满足金融市场对金融中介服务的质量要求时，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在内的各种新的促使交易成本降低的支付手段于是应运而生，成为金融中介服务的新生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老师认为“不是市场（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失灵，而是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上述现象）‘失灵’”。
第四，对经济增长奇迹和中国模式探索的不同理解。与产业政策争论相关的是张老师和林老师对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和中国模式探索，乃至作为工业革命的追随者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不同看法。林老师从中国改革开发四十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出发，把中国所创造的GDP以近10%增长速度的持续稳定增长概括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发生原因的规律总结，将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现实意义看，它将有助于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甚至提出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值得借鉴的经验；从理论意义讲，它将构成发展经济学重要的贡献，相关理论发展者将成为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强有力的竞争者。随着中国经济未来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望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摇篮。这就如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一样。林老师的上述论断无疑对每一个梦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好学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者孜孜以求。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毫无疑问是从有为政府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状态和比较优势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实现赶超战略的视角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出现背后的原因。
张老师则在最近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用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张老师认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全球分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现代幸福生活。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纳入全球经济共同体，我们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在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三次工业革命。由于前期人为延缓纳入工业革命，后期顺应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我们自然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快速发展，甚至一些产业弯道超车，创造了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要想经历弯道超车，甚至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其实并不难，只需首先延缓纳入全球工业革命的步伐，然后在改革开放即可。让我们设想，如果现在我们依然闭关锁国，等到目前全球正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完成后，我们再行改革开放。也许那时我们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一口气完成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实现比目前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但那样做牺牲的将是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幸福生活。因此，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全球分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现代幸福生活，而不是偏面地为了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张老师在那篇文章中同样希望用事实告诉大家，要想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现代幸福生活，只需要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分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是独辟蹊径，不计成本地探索新的道路。
第五，关于作为工业革命的追随者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争论。同样在“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这篇文章中，张老师再次呼应了当年杨小凯教授和林老师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在林老师看来，兴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使中国成为追随者，但后发的中国可以通过模仿西方经过长期探索的先进技术，在较短时间实现快速发展，甚至弯道超车。这就是林老师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杨小凯教授观察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追随者的美国通过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的体制创新，很快成长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成为追随者的英国从全球经济中心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基于上述事实，杨小凯教授指出，如果没有体制创新，即使通过追随参与全球工业革命的进程，后发者只能成为技术的模仿者，无法在新的产业形成和国际化分工中发挥影响力和主导作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从而形成所谓的“后发劣势”。只有通过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制度和体制创新，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后发劣势才能最终转为后发优势。张老师则以自身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为例指出，即使在一些领域中国深度参与的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果中国对私人产权不能予以保护，不鼓励民企与国企的公平竞争，不能保护企业家自主创新精神，则中国依然无法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无法从后发劣势转为后发优势。
由经济来检验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林张产业政策之争的主要相同和相异之处。我们简单概括林老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相关政策涵义如下：一国制定产业政策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又取决于现有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为政府由此可以根据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将为中国经济学者探索奇迹背后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带来鲜活素材，也使未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谜”的中国经济学者群体有望成为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摇篮。由于地方政府以GDP开展政治晋升“锦标赛”和“至上而下”官员选拔体系的内在需求，同时地方政府也希望参与和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主张广受各级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公开和私下的欢迎。2017年的吉林方案尽管在林老师看来也许是理论联系实践，甚至实践检验真理的良好契机。
我们把张老师的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含义概括如下：新的产业出现和形成并非来自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更非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实现的弯道超车和迎头赶上，而是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由于缺乏当地信息、风险识别能力和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政府所制定的产业政策成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是新的产业的创造者，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现代幸福生活，而不是通过延缓纳入工业革命的步伐以期未来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之所以能够用40年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共同体的自然结果。普通老百姓要想过上现代幸福生活只需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分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是独辟蹊径，不计成本地探索新的道路。经济增长奇迹背后掩盖了没有体制创新的后发劣势，未来中国如何从后发劣势转为优势需要依靠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和体制创新。
2009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之际，张老师重新回到了他当年参与创建的北京大学国发院。包括林老师在内的全体国发院教授一致投票欢迎张老师的归来。记得在和张老师回到国发院不久的一次见面中，张老师向我们提起，“我和林毅夫过去的观点不完全相同，现在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相信将来我们的观点还会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始终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是‘不同而和’”。在2016年林老师和张老师在朗润园公开辩论后，张老师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公开宣称，毅夫是值得我尊重的辩论者。虽然无缘直接听到，但我从不同途径了解到林老师对张老师曾经有类似的评价。我们看到，双方观点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双方对彼此的欣赏。这使我想到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他在获奖后感言，能够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经常吵吵架是一件十分开心和幸运的事。林张的产业政策之争，是一所大学所应该有的气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