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文
清末北京城里有两个世界，黄瓦丹碧的内城属于王公显贵，肮脏混乱的外城属于农商平民。平时两者相安无事，开了九个门的城墙既划分空间，也界定阶级。1903年12月2日，京城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两天内就积到了三寸厚。天寒地冻，大风又吹起屋顶、树梢的干燥的细雪，如沙尘般四处飞扬，对内城而言这是景致，对外城这却是灾难。
4号晚上，东文学社日籍教师船津输助在宣武门外的住所里，于夜半万籁俱寂中，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一阵阵呻吟声，他暗暗推测：“北京常见的乞丐今晚大概会冻死不少，今天看到他们有一半还只穿着单衣。”果然第二天出门时，城南街道旁就横卧着几具冻死骨。“在中国，贫富之间甚是悬隔”，一封寄往东京的家信中，25岁的船津这样描述北京：“普通人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在城门内、屋檐下等处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为生，严冬时节仍然衣不蔽体，往往冻死。因而此处强盗、小偷甚多。但在不洁的人群中，又可以看到身着青色、红色锦绣，外裹貂皮，全身上下价值数百金极为气派之人。只要在市中心稍微走一走，就能感觉到这种贫富差距。”
这是义和团事变刚平息，《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的北京，城墙上还留有攻城时火炮轰出的缺口，街上走着德国、俄国、日本和（英属）印度等国的士兵。大清国终于下决心改革，包括成立北洋新军，每日在天坛旁操练：“其姿势步调有板有眼，很是正规，不愧是袁世凯以德式练兵法训练的结果。”在看到汉人官员开明进取的同时，船津也注意到身为统治者的满洲人大多“柔弱”，无论北京还是东北的都一样，他们只能说汉语，早已不会满语骑射。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国的确是亡国之候”，原因倒不是因为军事孱弱、经济不振或变法迟滞，“全在于表面与实际大有悬隔。北京于明代即有宏大的地下水设施，但今天已全不能用，故道路皆成沟壑。入冬以后，皇帝赐予贫民的救恤费全被官吏侵吞，以至于有‘当官的抢乞丐饭吃’之俗语。孤儿院之类，也徒有虚名。人死以后门前奏乐，客人来了又奏，其家人伏死人枕边大声恸哭，一旦客去，则谈笑如平日，不见一丝悲伤，凡人情皆虚也…北京全市，皆名实相反。”
读到一百多年前这番冷酷但一针见血的评论时，不禁背上冷汗涔涔，“名实相反”四字，不就是一整部中国近代史么？除此之外，船津还发现清末中国人嗜好实利，于礼数之类不甚关心，以至于北京市井“赝品甚多，玉器虽随处可见，但大部分都是假的。就连神像前所供奉的远看是鲜花，近看不过是木制或纸糊的…大到国家制度，小到妇人妆容，粉饰两字，皆可适用。”
根据现有资料，《燕京佳信：船津输助的北京通信》的作者1878年出生于东京，早年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即今天的早稻田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汤显祖。船津输助一直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还自费出版过名为《松亭杂稿》的汉诗文集。1901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将大同学校从横滨搬至东京，并改名为东亚商业学校，船津应聘成为这所华侨学校的日语教师，和梁启超、麦孟华等康派人物成为同事。
因很早就与中国流亡士大夫、革命家接触，船津的遗物中发现了梁启超的玉照、谭嗣同的书轴、孙中山的名片等，1916年蔡锷赴日本治病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些都显示还没去中国前，船津就已经是一个中国通，绝非右翼军国主义者。
船津任教的第二所学校北京东文学社，是二十世纪初“泛亚洲主义”的产物。泛亚洲主义者主张日本、中国、朝鲜三国携手互助、振兴东亚，共同抵抗欧美白人。东文学社即是为有志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提供辅导。校长中岛裁之最早从清末高官吴汝纶那里拿到一千元经费，1901年2月1日正式开学，因为报名学生数量远超预期，迁址到宣武门附近的一处民房内。翌年9月7日，船津应邀来到北京，总共待了近9个月，在此期间给家里写了近40封家信，介绍自己的生活和见闻。
船津这部书信集的特点在于，作者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以一个常住居民来记录北京的日常。与内藤、芥川等人的游记在报纸上连载不同，船津没有出版家信的意愿，回国后他将其封存，连晚辈都不知道其存在。他去世多年后书信才被重新发现，由长子船津喜助与小川博合作将其整理笺注，1978年正式出版。此书没有出版社，版权页仅注明“山阳印刷有限会社”，属于自印本性质，因为数量不多国内图书馆皆未见收藏，中文世界更没人提过此书，我也是在大阪天牛书店偶遇此书。
虽然批判起中国来不遗余力，总体而言船津非常享受在北京的生活，刚来时他曾感叹帝都建筑“规模壮大宏丽，岛国人在梦中都没见过”，类似的话他后来不厌其烦，在家信中又重复了至少两次。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后，他进一步将北京的建筑分为三大类：“明代的宏丽，清代的华靡，更早前的朴醇，相较而言对于游客更有研究价值”，他明显更喜欢明代以前的中国，对清朝则颇不以为然。
有一次试穿满洲服饰、并在脑后系上假辫子假扮中国人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了某种代入感，幻想自己是一个明遗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满洲人压制的种种苦痛，但事到如今，要将其重新扭转回来却反而变成难事了。”明治末年日本的“泛亚洲主义”者大多主张推翻清朝，这可能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已视清政府为“夷”，而在幕府末年“尊王攘夷”运动的惯性下，自然无法想象中国步日本之后尘，围绕异族皇帝建立君主立宪制。从这个角度看，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等高官主张师法日本，结果回国的大量留日学生往往在政治上最为激进，其南辕北辙就不令人意外了。
清末北京人口接近50万，他们大多聚集在外城，农田面积占到一大半。与今天北京给人极端干燥的印像迥异的是，当时的北京水系发达，至少在北方属于多水地区，可以支撑起相当多的农业人口。今天首都处处河流干涸的情况，其实是建国以后的几次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加上环境持续恶化导致的。因为明中期开始的南北漕运，当时从玄武门外走水路可以到达通州，再从通州坐船即能直下江南。
一到隆冬时节，北京的河道就全结成了冰。1903年一月底船津和朋友一起去通州游玩时走的就是这种冰道。通过他的描述和手绘图可见，当时北京有一种类似于人力橇的交通工具，其设计大体是以两根铁条着地，上铺盖板和毛毡，由两个车夫一起拉，一辆车可以坐六个人。因为五六寸厚的冰面摩擦力小，人力橇速度快得惊人，从东便门上车一路向东笔直地滑行，三个小时即可到达通州，简直就是高速公路。
坐上人力橇，沿途“两岸茫茫，皆是黄白色的大原野，除了冬天枯槁的墓地和树林外，别无他物。”通州城虽小，但比北京城要干净得多，还可以看到居民放在户外的大白菜，船津热爱这种北京常见的蔬菜，它们“非常柔软，个头又大，和肉放在一起煮再加上葱，便甘美异常。”
可能是受当时《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国干涉还辽”影响，加上当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地区冲突日益升级的关系，船津在信中多次贬抑驻扎在北京的俄国士兵。政治立场永远会影响一个人的观察角度，即使在最私密的家信中恐怕也不例外。
在日本教师看来，俄国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主要是贫富差距过大和基础教育的缺失：“此处的德国士兵和将领之间，往往风采无大差异。但俄国士兵一看便是贫民出身，浑身上下脏兮兮，将领和他们比起来整洁得多，看着像上等人。这是因为在德国教育更为普及，但俄国士官多是华族出身，未受过教育的士兵地位近乎奴隶。”由此他得出结论：“俄国人和中国人其实犹如兄弟，只不过俄国人看上去更多霸气而已。”
中俄两国社会的共同点在于顶层少数的知识精英和底层多数的文盲阶层，中间空空如也，全无凭藉。日本则在江户时代便出现了大量名为“寺子屋”的民间私塾，识字率高，其教育普及程度远超中俄。虽然有学者指出，所谓“和平改良”的明治维新流血范围其实毫不逊色于十月或辛亥革命，但当普通人皆受过最低程度的教育时，在阵痛期过后更容易达成某种健康的社会共识，国家易上正轨。
除了学校以外，书店对于开启民智也不可或缺。船津很早就听说过北京琉璃厂是类似于东京神保町那样的书店街，故用了一整封信的篇幅对之加以描述。他发现上海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动机，北京的新书“有十分之九是上海版，其中时务策论、历史、翻译书尤多”，其中翻译类书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翻译后输入的，“主要关于政治和地理。另外还有《日本外史》《倭名类聚钞》的翻刻本，我看到后非常吃惊”，他非常欣喜的看到连中国人都知道赖山阳！
对于中国士大夫最热衷搜集的善本古籍，船津似乎毫无兴趣，他说中国人没有保存心，以至于琉璃厂“明版书都很少”，但这明显不符合事实。琉璃厂伙计一般将好书藏在里面，只有看到大主顾才会亮出，船津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最后他只买了一本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中译本，发现价格比日文原书要便宜一半。
因为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东文学社给教师的薪水非常微薄，船津其实是带着某种“泛亚洲主义”责任感来到中国的，对于清末民风之萎靡他满是遗憾。更让他难以理解的为何还有在闹市“杀千刀”这种残酷刑罚，而且看客还蘸死刑犯的血做馒头，“像吃冻豆腐一样”——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药》五四运动期间才发表，人血馒头无疑是船津亲眼所见。
船津离开中国的细节今天已经不太明了，大致知道是因为东文学社发生内部人事纠纷，教员和中岛校长间有矛盾。1904年五月底船津启程回国，先到山东，坐船经朝鲜仁川、首尔，最终于6月11日回到家中。回国后他继承家族木材业，平淡地生活着，除了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北京之秋》外没有任何作品，也很少和人提起北京岁月。在中日关系最差的时候他也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特殊的表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