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由美国的崛起变成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爆发危机，而是成功穿越了危机。
王永利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王永利/文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殊交汇点。回顾这两大事件，会引出一系列重要话题：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金融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金融危机爆发对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格局剧变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中国为什么能穿越危机并保持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中国能在本世纪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吗？在世界格局剧烈变革的时期，中国需要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如此等等，不能不让人深入思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本人正在中国银行总行，作为直接分管全球金融市场业务和危机应对工作的行领导，这也推动自己一直在思考和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相关问题，并试图着重从货币金融的角度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形成了若干自己的看法，发表了不少相关的文章。为迎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到来，自己开始对前期相关的文章和观点进行梳理、筛选和归集，形成并由中信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一书。其中，重点突出了危机根源、世界剧变、穿越危机、中国选择，以及中国金融发展的相关内容。
危机十年
分析十年前那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仅从金融层面和专业角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大格局和上世纪“大萧条”以来上百年的大周期才有可能说明问题。
以这样的背景和视角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大规模全球化带动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转移，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这才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根源。
此外，货币脱金、记账清算、刺激政策、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等货币金融自身问题，也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货币发展史上，货币脱金（脱离金本位制，由实物货币转化为国家法定化的纸币）、记账清算（由现金清算为主转为记账清算为主，推动货币从有形向无形转化，推动金融快速发展）、主权货币国际化（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并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三大重大裂变，其对货币金融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其中的“记账清算”尤其重要，但却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未得到理论和教育界以及金融从业者的足够重视，甚至对其存在严重误解与舆论误导。
当下经济社会或移动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世界渐行渐近背景下，大行其道的恰是“记账清算”。正如，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记账清算得以广泛应用，货币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范围内现钞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乃至规模都在减少，甚至已经呈现出完全取消现钞货币的可能，货币越来越表现为“记账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新的形态。
回到危机本源上，“流动性过剩”正是肇因；不能不提防因“记账清算”衍生的流动性加速效应。
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金融的全球化走在最前面。如果追溯过往的大小危机，不难发现：很多都跟全球资本高度的集中进入和快速的撤出密切相关。东南亚金融危机，同样如此，新兴的经济体快速发展的时候，全球资本会大量涌入，造成流动性和产能过剩不断积累，风险隐患不断聚集，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而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措，本质上是一个扩大货币投放过程。但金融危机根源其实是流动性过剩，当我们用扩大货币投放的刺激政策来抑制金融危机之时，虽然在一定时期能抑制住它，让其不那么快的恶化，但根源问题很难彻底解决。
放在全球大背景下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带动了一轮巨大的全球化高峰，在推动世界经济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全世界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增长潜力过度消耗，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全球性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并且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得到彻底消化。可以说，全球化大发展使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未结束。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世界格局进入剧烈变革（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阶段。这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其中，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抓住了一轮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全球化高峰期，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全面布局和体系化发展，已经取得成效并正在强势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在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时代更是具备极其难得的发展优势，这越来越让人相信：21世纪应该成为中国实现全球超越的新世纪。
归纳起来，可以用四个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穿越、世界剧变、中国选择”串联这十年之变，姑且称之为“危机十年鉴”。
世界剧变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高度发展、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000成为中美两国发展态势转化的分水岭。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和1998年南方大水，使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压力，但也引起全社会对货币金融的高度重视，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刻变革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扩大流通，推动中国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从2000年开始，呈现出明显向好的发展态势。
而与此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随之爆发债务危机，拉美原本就不稳定的金融又开始剧烈动荡，日本和欧洲依然低迷，非洲看不到加快发展的希望，因此，大量的国际资本开始流向北美，绝大部分流入美国。流入美国的资金又主要投入到网络产业上，结果使本来就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泡沫急速聚集，最终于2000年10月冲爆，给美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冲击，迫使美国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刺激房地产发展，但又为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反控局势和投资环境急剧恶化，更是推动国际资本大量从美国流出。此时，放眼世界，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已经显现，全球经济陷入整体低迷，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此时中国的发展态势成为最大的亮点。
正是在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发展亟需中国的情况下，国际组织做出了一些必要让步，中国才能在持续争取十多年之后，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流入，很快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国家外汇储备急速上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又带动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并催生出若干新兴经济体。
中国等新兴国家快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资本加快外流，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金融发展受到重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国际影响力明显削弱。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在采取措施抑制经济过热。危机爆发后，迅速调整政策采取强力措施加以应对，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国际影响力迅猛增强。
如此，中国成功穿越了危机，危机爆发则推动世界格局进入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期。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强势崛起，成为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超出了世人的想象，非常类似于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强势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状态。
不同的是，现在由美国的崛起变成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爆发危机，而是成功穿越了危机。
中国转型
不过，穿越了此次危机，并不意味着可以小觑危机，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下行期，中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进入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调整期，国际国内矛盾相互交集、各种风险相互叠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实上，中国经济自2001年加入WTO后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期间略有调整），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传统的发展模式也使资源消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社会负债急剧扩张，生活成本快速提高，人口增长乏力，特别是有效劳动人口自2011年开始萎缩，产能过剩日益严峻。从2011年后期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维稳压力不断加大。可以说，进入新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不可能成为可持续的发展常态。
也因此，中央领导及时提出中国经济将转入“新常态”，不再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什么是新常态，如何转入新常态，新常态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宏观调控等，却仍处于探索过程中。
2017年国家围绕供给侧改革，在货币供应、金融监管、房地产政策、政府债务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标志着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经济增长新常态正在形成。此阶段是中国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调整期和战略选择探索期。
现在，站在这一特殊历史时点上，面对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提出和配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体系的建设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原有的世界治理体系的弊端明显暴露，全球化发展受到挑战，原来积极倡导、大力推动全球化自由发展的重要国家，转而加强投资和贸易保护，试图撇开既有的国际组织，重新建立区域组织和新的规则，逆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显。但交换和交流，广泛的投资和贸易，全球化发展、分工合作、共享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旨在构建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和路径，强调平等互利与共商共建共享，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新思维新模式，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建设，推动IMF及其SDR改革等，可谓立意深远、意义重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的确立和大力实施
十九大确立了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等，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宏伟目标，并提出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新的方略和要求。中国不仅成功穿越了危机，而且做出了面向未来的新选择。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必然要围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目标，重新审视和规划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并据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互联网新时代
此时，不经意间，一个扑面而来的时代横亘我们眼前。
就在各经济体自觉或不自觉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冲击的互联网时代亦日趋形成。科技正在重塑社会组织与运行模式、金融业态，包括颠覆我们的认知。未来已来，我们别无选择。
诸多新生事物接踵而至。正如，随着宽带传输、移动通信、影像和生物识别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物联网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不断加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其中，对货币金融的影响尤其深刻。
这其中，“数字货币”尤值得关注。因为，货币是金融的灵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旦有全新的数字货币体系形成并运行起来，势必对货币金融乃至经济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也因此，对数字货币，包括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必须非常谨慎和敬畏，需要认真论证、准确把握。当前，特别要注意客观理性看待虚拟币、区块链，不能盲目崇拜和拔高。必须看到：货币的本质是具有价值或有价值支撑，不具备这一点的纯属网络系统内生的数字（数码）货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各种网络数字币，应该定位于网络“商圈币”，只能用于特定网络平台上，而不能作为货币自由兑换和流动，并应该加强相应的监管（将比特币定位于“虚拟商品”而缺乏足够的金融监管是不合适的），重点是加强其与法定货币兑换环节的监管，必须保证法定货币兑换者的实名制以及货币兑换的原币、原账户、原户名进出限制等；用网络数字币的发行募集网络数字币的ICO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尽快加强严格监管乃至取缔；网络数字币只能是依附于法定货币的衍生产品，很难脱离法定货币，也就难以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体系；央行数字货币不应该是类似比特币那样全新的网络内生货币体系，而只能是现有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只能是在央行网络平台上运行的“网络商圈币”，是现有法定货币的延伸和发展，同样不可能取代法定货币体系。
区块链的应用必须着力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不能像比特币那样，完全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运行网络内生的资产（比特币）。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解决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货币和财富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只有将这样的信息推送到区块链网络上，才能解决信任和信用问题，才能实现区块链的价值。
而今或不远的将来，万事万物互联、随时随地互联的状态，以及穿透融合、集成创新、生态共享、合作共赢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这正在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思维和行为模式等产生极其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人类社会必须对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高度重视。
其中也必然会对金融产生巨大冲击，推动金融发展轨迹产生重大转变：由于长期以来金融不断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相对于实体经济专业化、独立化运行的“虚拟经济”体系，转而越来越将金融功能融入实体经济一体化、自助化、智能化运行，金融的信息交互和综合交易平台将加强，客户认知、风险控制和长尾服务能力将增强，传统的机构网点和人工操作将削弱，金融结构、金融法律和监管体系将变革。
而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最具潜力的应用场景，迎来深刻变革、加快发展、换道超车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不仅于此，准确把握局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和宏观政策，有效应对重大挑战——金融危机的应对；新常态的提出和宏观政策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的确立和推行——2017、2018年无疑是中国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房地产政策、地方债等方面重大调整转型期。
此过程中，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血脉和资源配置的核心，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需强化国家金融战略规划和实施，推动中国金融加快发展，实现金融“稳中有进”。这就要求我们，精准把握货币的本质、金融的逻辑、发展的规律、风险的底线等，鼓励创新、控制风险、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中国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建设，引领货币金融新发展；包括逐步构建全球框架下的互联网清算与货币体系。这也是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在金融危机10周年、改革开放40年周年之际，放眼全局，经济周期之下，何妨思忖怎样坚持稳中求进，如何开启新时代征程，探索和确立新模式、新理论、新体系？中国的选择已经给出答案：摒弃昔日的穿越术（刺激政策），探索全球化新模式，回归金融服务实体本源，推进由量变至质变的体制机制变革。
（作者为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