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九灵
城市中大量人口的存在应该作为一个事实得到确确实实的接受，而且应该将这种存在当做资源来对待和使用。
——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大城市总是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可大城市也会打碎一些人的梦想。
因为人口实在太多了，所以要疏解人口。2017年，这个话题在北京被讨论得轰轰烈烈。
2018年，轮到上海了。最近，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其中提到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按照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锁定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
控制人口，这四个字的分量有点重啊，很多人对此有疑义。对此，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约研究员黄文政一起撰文“痛批”：
把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原则，而且严重脱离实际，实在是作茧自缚。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应该至少按照5000 万人口来规划，才能够把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上海想“赶人”，可其他二线城市（南京、武汉、郑州、济南、长沙、西安等）却大手笔开出各种人才落户等优惠政策，大力招揽人才曲线救市。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上海到底应该住多少人，2500万还是5000万？上海到底该不该控制人口，我们应该离开一线城市奔赴二线城市吗？来听听大头的观点。
袁牧
住建部城乡规划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大城市人口由市场决定
政府管控人口规模存在极高难度
“上海2035”中，2500万人口控制引起关注，事实上，以北京为例，从50年代开始，历次的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控制一直是核心内容。
政府之所以要控制人口，因为它有管理城市的职责，要在规划期限内，框定人口规模，并配置好与之对应的资源，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
人口控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底线控制，跟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总量相对应。以往的规划，大城市的建设用地总量是增加的，但这次规划，中央的方针是控制和减量。当上海建设用地总量减少，对应的是人口增量的降低。
但政府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管控上，存在着极高的难度，往往计划开始后的3-5年内，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规划中的数目。
这就要问：城市的人口规模到底由谁来决定？答案是：市场机制的影响远远大于管制政策。
近30年，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并非完全市场化，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征的城市化进程，这必然导致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资源越集中，城市化进程越快，对人口、资本、财富的吸引力越强。
当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疏解人口，直接结果是导致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这时，很多人会去权衡，自己留下来得到的机会和生活的成本分别是多少，当机会大于成本时，会选择留下。
当生活成本涨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人获得的机会不足以支撑生活成本时，就会离开。慢慢地，人口规模就会稳定下来。
从这个角度说，梁建章、黄文政说的“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上海至少应按照5000 万人口来规划”并不准确。如果真的到了5000万人口，必然会出现因人口过度集聚而带来社会问题。
目前，一线城市疏解人口，二线城市“抢人”。其实没有城市会放弃人才，因为每个城市都需要承担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职责，这背后都需要人才来支撑。
秦朔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上海不应只是大人物的上海
也是小人物、籍籍无名者的上海
关于上海的人口应该控制在多少，我觉得前提是，上海现在究竟有多少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天、每周的移动人口特征又是怎样的。用手机大数据可以推算得八九不离十。
如果推算出来现在已经超过2500万人怎么办？这不是不可能的，难道多出来的都赶走？上海的各项公共服务到底按照多少人口进行规划，这也需要以真实的数据作为基础。
特别地希望，上海不只是大人物的上海，也是小人物、籍籍无名者的上海。他们身上可能有无法想象的伟力，不关心他们，我们的城市又可能酝酿着无法估量的麻烦和危机。对我而言，如果爱上海，一定不是爱她物质化的面貌，而是爱她的精神、文化和态度。
近来，大家对上海也有不少讨论，甚至有这样的疑问：香港、广州正在沦为环深圳城市了，上海、苏州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我的观点是：以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才、政策、城市治理等优势，上海不仅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将继续扮演可信赖的国家使命受托者的角色。
要把这个角色真正变成现实，上海要淡化高大上目标所带来的天然的优越感，而回到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原点，就是如何激发起更强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
中心不是政府怀里抱出来的，是在市场中闯出来、创出来的。上海有强大的国资、外资依赖，有“制度性租金”的优越环境，因此一直以来对于民企的关心、激励就不像珠三角、浙江那么重视，而民企是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当然，这无关对错，只在于取舍。
从未来看，要说上海就不可能在生产性创新方面挑战深圳、浙江、北京，不可能出现“互联网王者”，我倒真的不悲观。不谈上海的基础条件和法治优势，只谈两点：① 上海的开放度不断提高，移民占比不断上升，而且教育基础扎实，人口素质很好。② 上海正在形成适合创业者成长的土壤。
管清友
经济学家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至少需要8个左右一线城市
国家政策应适当向新一线城市倾斜
大城市控制人口问题提过很多年，但基本上没有太成功过。因为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控制人口方式，本身就不公平。因为各城市存在区域统筹不完善、产业分布不合理、城市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
所以，要真正疏解人口，首先要强化大城市的区域统筹，包括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职能分工，形成产业链布局。
以上海为例，不能就上海本地的人口看上海，得放眼整个长三角区域、长三角腹地的统筹。
同时，大城市要实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目前我国城市治理的效率偏低，大城市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远低于韩国、日本等国家。
而且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新一线、二线城市利用政策“争夺”人才，大城市却在“赶人”。这种思路不对也不公平，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思路。
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看，要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目前一线城市仅有北上广深，确实过少，中国至少需要8个左右一线城市。
这几年，我国确实崛起了一批新一线城市，这批城市竞争力强，会分散那些涌向北上广深的人口规模，所以要进一步提升首位度，这就需要国家在公共服务、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向这些城市做一些倾斜。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