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年世界经济很可能维持中速增长，间歇出现波动在所难免，并且不排除未来两年内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
近几年，全球经济持续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被称为“结构性低迷时期”。其背后的原因来自多方面，既有全球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的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双刃剑”的影响，等等。展望未来，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很可能维持中速增长，间歇出现波动在所难免，并且不排除未来两年内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至今余波未了。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迅速采取降息和扩大政府支出等对策。当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或掉入“流动性陷阱”时，主要发达经济体史无前例地实施了所谓“数量宽松”政策，即央行通过购买资产方式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数量宽松政策在挽世界经济于既倒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并未根本解决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甚至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在经历了2010年的“强劲”反弹之后，2012年至2016年间的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中低速增长时期。鉴于这一略微低于长期平均增速的成长率是在超级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条件下取得的，故有经济学家称此时段的世界经济处于结构性低迷时期。
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的主要表征
何为结构性低迷？结构性低迷体现在哪些方面？具体来说，其症候在下述经济指标上得到充分反映。第一，发达国家的增速从2010年的2.3%降至2016年的1.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同期从7.5%逐年递减至4.3%，两大国家组之间的增长速差持续缩小。第二，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普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1980年至2008年间全球CPI年均增长13.2%，2009年至2016年间年均增长3.5%。第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下降，主要新兴经济体总体失业率同时下降，同期全球劳动力工资增长迟缓。第四，世界贸易增速在2013年至2016年间连续4年低于经济增速，结果导致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五，跨国直接投资复苏步履蹒跚，跨境资本流量占全球GDP比重也大幅下滑。
从长期视角看，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同样反映在如下领域：一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劳动生产率处于战后增速最缓慢的时期；二是发达经济体利率处于超低水平；三是发达国家资产价格上涨迅猛并和经济增长业绩严重脱节；四是全球非金融机构债务屡创历史新高，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总量接近全球GDP的245%，其中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急剧增长后居高不下，而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债务增长的同时企业债务亦达到了较高水平；五是大宗商品价格在2008年大幅下跌后波动不已。
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的机理分析
分析起来，过去五年全球经济之历程如此走过，其背后主要机理大致如下。首先，全球有效总需求不足。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其增长速度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2011年至2015年间，全球资本形成和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2.1%，大大低于2003年至2007年间增长率。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投资增长减速，也包括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或制度惯性导致的技术扩散缓慢，亦包括信息技术扩散引起的生产率繁荣效应消退，还包括全球价值链扩展减缓和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等等。第三，技术进步“双刃剑”效应日趋显著，主要表现为在提高某些部门或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对其他一些部门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与财富的差距。据IMF估计，发达国家工薪收入比重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技术进步。第四，尽管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下降，但美国等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力质量提升或人力资本积累却不尽如人意，就业岗位空缺数一直居高不下。第五，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加大，全球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居0.7以上。这一方面抑制了普通大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社会政治后果，成为当今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第六，被有些人称之为“有毒组合”的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高资产价格并存，表明被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相当大部分并未如愿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资本市场甚至是高风险领域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同时也表明部分低成本资金被用来维持低效甚至是僵尸企业的生存，从而造成资源错配。第七，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加速。直接后果就是加大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安全网的诉求，社会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就业人口年龄增长到50岁后劳动生产率亦开始下降，也使贫困人口提升生活水平和技能变得更加困难。此外，还要关注的是，原油价格波动除了受经济增长态势等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到美国对页岩油气巨额投入导致的供给增加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互动更为明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所在。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提速，具体分析来看，其背后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近年来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积累效应开始不断释放。其二，与实体经济绩效相脱节的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表明了市场信心的恢复，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财富效应。其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虽已出现泡沫但金融部门杠杆率较低。其四，特朗普政府减税议案对市场信心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五，处于史上最高水平的全球债务其扩张势头开始减弱且部分主要经济体杠杆率出现下跌迹象。其六，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的增长给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提振了信心。其七，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利用催生了诸如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相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其八，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贸易与投资并未因保护主义升级而踟躇不前。其九，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并开始回升为资源输出国带来了福音。此外，全球地缘政治热点尽管此起彼伏但总体而言还是被控制在了一定水平或范围之内。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展望
展望未来，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主要变量，也主要和以上提及的各点密切相关。从积极面看：一是已经提速的全球复苏具有一定的势能；二是随着货币政策逐渐回复常规状态，政策工具运用空间亦会扩大；三是主要经济体内部本轮政策调整的效能将逐步显现并给全球带来溢出效应；四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发与运用有可能对潜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意外收获；五是2017年全球制造业增长明显提速，三季度增速达到4.5%，为过去5年的最高值。这些因素都具有积极效应。
从消极面或挑战看：一方面，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非洲、南亚等地区人口增速趋势难以扭转；另一方面，对技术进步这把“双刃剑”能否足够强大到推动潜在增长率显著提升一直存在争议。此外，在全球高杠杆且复苏提速根基不甚牢固局面下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对决策者提出了极高要求，加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方兴未艾并将持续威胁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经济体之间综合实力进一步接近可能会加大全球治理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间政策的协调难度，这些因素对未来5年全球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总之，综合分析以上诸多因素的权重及变化态势，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未来5年世界经济很可能维持中速增长，间歇出现波动在所难免，并且不排除未来两年内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
（原文刊发在《经济日报》2018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