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我观察问题的特殊视角。”
李山泉的故事跌宕起伏，他算是侧着腰身走过9·11现场的。“飞机撞的是42楼，办公室就在31楼，我当时离电梯很近了，上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2001年9月11日,早晨8∶48分，住在新泽西州的他，乘坐直达世贸中心楼下的通勤火车抵达大厦上班，前一个夜里的一通中国长途投资电话，使他耽搁了起床时间，不然他将和平时一样，8点整走进办公室。
当他乘扶梯由地下到达世贸大厅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滚滚浓烟和满地女人跑散的高跟鞋；随后，在漫天飞舞的纸屑中，一段钢梁凌空而下，重重砸到路边一辆超长礼车上，豪车即刻扁平。这世贸中心的最后一瞥，让他洞悉了一切。
“华尔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此刻，李山泉坐在曼哈顿世界金融中心16层的奥本海默基金办公室里平静地对笔者说，窗外就是9·11遗址。
这位被媒体誉为“新一代华尔街战略家”、“大器晚成的华尔街财神”的基金经理，儒雅、温和而又充满力量。“90年代，胡舒立来纽约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华人基金经理》，那时候华人进军华尔街的很少，我算是很早的一批；之后王利芬也采访过我；这次你打算写什么呢？”
“写一位基金经理从华尔街看世界风云的不同视角；写投资的方法和哲学；写一位华人不平凡的人生选择。”这正是笔者从北京漂洋过海来到曼哈顿的初衷。
从华尔街看世界
《华尔街》纪录片，这样描述：“很久以前，他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四百年前，他是荷兰人的一道墙；两百年前，他是梧桐树下的金融种子；一百年前，他塑造了美国的崛起。今天，他是一张撒向世界的金融之网，这张网强大又脆弱，光明又黑暗，这张网既能让经济加速，又能让经济窒息，他就是——华尔街。”
“高科技这个问题实际上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重视，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在华尔街做环球投资的，不但要有经济理论知识，对美国法律的变化也非常重视！如果亚马逊、脸书等高科技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一种垄断生态，变成一种生活的必需时，法律将会作出怎样的变化？所以，投资高科技巨头要小心了！”李山泉在“北美明德论坛2017年会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全场哗然。
在李山泉看来，美国排名前五的高科技企业（苹果、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对应的小企业创新投资却下降了40%；另一个指标，最大的八家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全部的研发投资达730亿美元，它相当于400家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总和，只要有点儿创新潜力或发展苗头的小企业，就会被它们买下拿走，这意味着高科技巨头的垄断时代来临。
“国会将如何对高科技巨头设限呢？欧洲已经开始了，比如欧盟反垄断机构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处以24.2亿欧元（约合27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国会在考虑什么呢？是怎么样定义这些高科技公司？Uber，要不要把它跟taxi公司一样对待？Airbnb，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旅馆来处理?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它牵涉到税收分配。”
“国会还会关注科技巨头收集数据的问题，这涉及到大数据隐私法律方面，数据不是谁收集了，所有权就归谁；最后，或许国会还会动用反垄断法，拆分这些科技巨无霸。凡是做高科技投资的人，要永远记住，美国具有标杆性的示范作用，如果国会通过立法之后，不但对华尔街，还会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产生影响，并且这个影响会很大。”李山泉说。
李山泉思考的问题，正是华尔街200年来永恒的话题“政府与市场”。在合众国最初的日子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就在争论，如何管理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进入市场。两个世纪后，仍然在这些问题中挣扎，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在李山泉的新浪博客上，会经常看到他对新事物的思考：《网约车在各种争议中发展》《无人驾驶汽车的投资前景和风险》《大数据与两极分化》等等。“我认为阅读是一种爱好，阅读得越多，你就会知道哪个有真知灼见，加上自己的思考，看问题的尖锐程度都在发生变化。”
2017年11月29日，比特币在经历多重打压后，仍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新高，全年累计上涨幅度超过900%，为什么比特币的价格如此疯狂？为什么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冰火两重天？它未来将去何处？
“关于比特币问题，我一直跟踪，做了一些研究，它成为一种货币的可能性比较小，充其量是一个电子玩具。虽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纳斯达克都在近期计划推出比特币的期货交易，但华尔街本身就是这种地方，什么东西新，什么东西热，能赚钱的都会来试一试。”李山泉笑着说。
“比特币面临一个扩容问题，一共就2100万枚，数量会越挖越少，怎么办？要分叉，像分股式的，把它一股拆成几股。那么新的矛盾就来了，比特币这里至少三四个利益集团，存量如何分？利益分配不均，不争吵怎么可能？”
李山泉认为，比特币诞生历史不长，没有经过检验，哪家央行也不会轻易试水，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除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封杀比特币外，各国央行持很暧昧的态度，不想过早地封杀它，就是在观望到底能够折腾出什么玩意儿来。
换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它的单位是什么？一枚比特币，价值9000美元、10000美元，靠的还是美元在报价。比特币要走出网络，或许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与黄金结盟。更为主要的，黄金作为主要的货币形式，不仅不受制于朝代，也不受制于任何国度。这将更突出黄金与比特币的共同特点——独立性与较少的人为操控实现统一。
李山泉从黄金的角度分析问题，得益于他管理时间最长的一只“黄金、贵重金属和稀有材料基金”。从1996年接手这个当时仅有1亿美元规模的基金，峰值的时候，成长为超过50亿美元的旗舰基金。美国共同基金评级机构LIPPER连续两年授予5年平均业绩第一的荣誉，出色的业绩缘于李山泉创立的动态投资分析法则体系。
动态投资之道
二百年来，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在道琼斯指数中努力寻找资本市场的投资法则：巴菲特通过挖掘价值洼地成为“股神”；而华尔街最权威的卖空大师查诺斯则认为寻找价值泡沫，是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提；凯恩斯总结出的选股理论，又称选美理论，同样体现了华尔街金融家的高深分析；在放大了的贪婪和恐惧中，索罗斯通过反身性原理，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李山泉凭着什么在华尔街立足呢？
“那个时候黄金跌到了250美元一盎司，很多投资黄金的共同基金主动关闭了。包括我们公司也面临着决策，是否关闭旗下一只规模在1亿美元的黄金基金。我当时亮出了观点：要动态地看黄金价值，虽然当时创新出一种冶炼法，可以将尾矿的黄金提炼出来，增加供给，压低了金价，但黄金的本质没有变，由于短期价格与长期供需之间的错配，今天的过剩，就是明天短缺的开始，等到未来金价一旦回升，基金将会给公司创造很好的利润。”
“当黄金上涨到1900美元一盎司的时候，这个基金的规模从1个亿，跳到了50亿美元。美元、经济走势、利率、汇率、股市、通胀、行业发展、地缘政治等，都会对黄金等贵重金属交易产生影响。做决策只要一两分钟，但靠的是你比别人懂得多，看得远，并且要动态地分析。”李山泉说。
动态投资分析法的核心在于“动态”。在这里，“相对”概念是关键。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具有同样的特点，它的涨落直接反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变化。所以，观察和发展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变化就成为判断股票的关键。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公司之间的相对变化。如果能够在众多的公司中，把握好相对变化的规律和态势，对股票的判断和预测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许多。
在李山泉看来，任何复杂的市场都离不开两个基本元素，一个是研究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好公司的标准是行业赚钱，公司赚钱，并且成为行业老大；另一个是判断市场流动性，钱流进来越多，会正反馈这家公司的股票，涨得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投资金矿企业需要了解行业第一手信息，李山泉每年都要奔波于全球各地对矿企进行调研。调研中经历也很特别，比如穿着几十斤重的鞋子下到矿井里、在埃博拉疫情严重的时候接待西非企业家。“公司集资上市，我们要看管理者是否在意投资者的利益。对股东不友好的企业我们是不会买的。要搞清楚企业上市是为了什么，防止公司恶意圈钱；美国有很多私人企业，盈利都不错，也不上市。”
动态的买卖也是关键，“买”往往比“卖”要容易得多。实际上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卖，这取决于操作的基金有多大，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到底有多好。很多时候，要在股票上涨时卖，到股票出现拐点时，在下跌的过程卖出已经非常困难了。上涨过程的10%、20%甚至更多的利润，要有勇气牺牲掉。
“人天生有很多弱点，投资需要去克服。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会到哈佛上一门《行为金融学》的课，比如，一只股票，已经赚了500%，并且很明显，它开始后劲越来越不足了，但你还沉浸在过去的高回报里，和她相爱了，那么你的决策就会失准了。”
“投资领域里，不要去模仿，最好是创建一套自己用着得心应手的方法。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加工、技术分析之上的，而不是盲目地坚守。特别是在舆论一个让你买，另一个让你卖的情况下，独立思考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了，判断错了，就暂时停住，先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动态研究问题的方法。”
“美国能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这么多的债务能不能迅速地，大幅度地剥减它的预算？美国能不能改变它的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动态分析美元趋势的因素，如果谁能看清美元拐点，那可是赚大钱的！”李山泉笑着说。
依据动态投资分析法，李山泉对亚洲金融危机作出准确预测，他主管的投资在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和世界经济动荡的形势下，连续多年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回报。
李山泉被投资人视为“财神”。他所在的奥本海默基金公司是美国排前十名的共同基金公司，共管理着几十只基金，总额超过千亿美元。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以奥本海默公司前董事长名字命名的杰出贡献奖，而在奥本海默公司数千名金融从业人员中，能够获得这个奖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过去的30年，如果在别人看来我有成就、经历特殊的话，我的一切应始于人民大学。人生充满了阴错阳差，没有人民大学的经历，就不会有我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南海到华尔街等人生最重要的一系列转折。”李山泉感慨道。
人生五次选择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莎翁笔下哈姆雷特王子面临的抉择。尽管这种逼仄的两难困境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遇到，但芸芸众生的人生之路同样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的——选择走什么路？选择什么人生态度？选择和谁在一起……李山泉的人生五次选择给予我们启示。
李山泉在1978年恢复大学联考后考入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1982年，李山泉大学毕业，以一篇出类拔萃的毕业论文引起了刚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注意，于是被调到该中心的综合局，从事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
“宏观研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在经济研究中心的几年里，最大的收获是从全国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参与了很多文件和改革方案的起草，先后到过很多省市做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记得全国职工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的初步方案，就是我们调查了几个省市后完成的。除了写内部报告外，我还在报纸和刊物公开发表了一些文章。”李山泉说到。
“1983年底，我首次出国访问。当时随一个代表团到前南斯拉夫、奥地利和西德访问。记得在西德央行的晚宴上，我左右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英语是唯一能够交流和沟通的语言。我搜肠刮肚，几乎把所能知道的英语单词都用上了，但还是无法与洋人正常交流。那种只能微笑却无法说话的尴尬场面，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次出国后，我下决心提高英语听和说的能力。我住在中南海，每天早起在中海边大声朗读英文、坚持听英语对话。我完全没有想到，学习英语为我以后出国学习深造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20多年里，英语还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作与交流语言，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工具。”学习英语成为李山泉人生的第二个选择。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出国学习，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出了人生的第三个选择，来到了美国学习。”1986年初，美国首次在大陆招收“汉弗莱”学者。该交流计划项目以美国已故副总统汉弗莱（H·H·Humphrey）的名字命名，参加该项目的学者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相对年轻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中级管理人才，学习时间为期一年。李山泉因为发表在《北京周报》英文新闻周刊的一篇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章而被美国方面关注，并过关斩将，顺利考取。根据他个人的要求和汉弗莱项目的推荐，他进入波士顿大学，选修了发展经济学和一些国际金融课程。
“一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发展经济学虽然不错，但和现行西方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我有了研究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浓厚兴趣，对西方金融市场有更大的好奇心。所以，在完成一年的“汉弗莱计划”后，我有了继续在美国学习的想法。”
经努力，李山泉考入布兰德斯大学，研习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非常偶然地，他得到一个到华尔街工作的难得机会。喜欢做实际工作的冲动，让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读博，做出了第四个选择“华尔街之路”。
在初入华尔街阿凯典公司的一年中，李山泉开始参与全球的“管钱”、股市和货币的预测。他在预测汇率方面显示出准确判断事物的能力，选择股票方面也十分成功。初试身手的同时，李山泉奠定了数量分析和技术分析的基础。
1991年，李山泉被华尔街老牌的布朗兄弟公司雇用，在这家著名的老牌华尔街投资银行投资战略部任高级分析师，从事投资战略的分析研究。先后三年的工作，使他具备了金融投资基础分析的大量实践经验。
1995年他转到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在环球股票投资部任基金经理。先后管理过不同的基金，最多的时候曾经管理过三只基金，但管理时间最长的，是上文提到的那只从1亿到50亿传奇的“黄金及特殊材料的股票基金”。
“第五个人生选择最有意义！就是以独特视角研究中国。虽然每天周旋于国际股票市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历，使我习惯地、更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我观察问题的特殊视角。”李山泉加重了语气。
李山泉先后多次应国内有关机构邀请，参加国内的各种交流活动，也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采访和报道上，他更看重与年轻人的交流。“凡是邀请我去大学讲座，只要我不出差，100%都支持。我知道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想法，帮他们了解华尔街，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这也是一份责任！”
“对于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我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或许这就是人民大学人独有的特点。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永远肩负着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李山泉目光坚定，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在窗外，夜色中的布鲁克林大桥雄壮而璀璨，正如诗人哈特·克莱恩在《致布鲁克林大桥》中描绘的那样“凌空高建起自由神像——然后，以无瑕的曲线，飞出我们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