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通策略姜超、于博、陈兴
1. 三省下修GDP
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由过去追求增长的高速度转向注重增长质量，GDP增速目标也被逐渐淡化，而统计执法日益趋严，官员审计责任需终身负责。因此，很多省份开始“自曝家丑”，着力挤压过去经济数据中存在的水分。
根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认政府财政收入存在虚增空转，工业增加值也存在水分。根据财政审计部门的核算，16年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核减530亿元，占当年总量的26.3%，相应地调减17年预算收入目标至1703亿元，并且，核减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约占16年内蒙古GDP总量的15.6%。
紧随内蒙古之后，“天津广播”在其微博中披露，由于将GDP统计口径由注册地改为所在地，滨海新区2016年GDP由10002.31亿元下修为6654亿元，2017年其GDP预计7000亿元，同比增长5.2%。因此，16年滨海新区GDP在天津占比也由修正前的56.1%调减至45.8%。
而早在17年1月，时任辽宁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对外承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累计虚增财政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 。而15年财政收入和16年GDP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跌，意味着“挤出”经济数据水分，因此，16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未达预期目标。
2.数据下修背后，孤例还是共性？
2.1 虚高并非孤例，四省数据存疑
虽然目前“大大方方”披露经济数据水分的省份只有辽宁和内蒙古两省，但其实经济数据的虚高并非孤例。根据新京报报道，审计署在17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中发现，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果也点名批评，内蒙古和吉林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除已主动核减经济数据的内蒙古以外，被中纪委和审计署点到名字的其它省份，近些年经济发展增速普遍处于中上水平，但财政收入显露疲态。17年3季度，除了东北地区的吉林省GDP增速低位运行外，其它三省均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重庆和云南两省甚至排在全国前五。但4省财政收入增速却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云南勉强超过全国增速0.3个百分点，吉林省财政收入甚至是负增长。
2.2 重视警示特征，从辉煌到没落
既然虚高并非孤例，那么，这些存在问题的省份是否具备某些可供警示的特征呢？
首先，这些省份其实大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近些年来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显得后劲不足，经济增速也纷纷回落。比如内蒙古在07-09年间GDP增速曾领跑全国，年平均增速18%，在07年甚至达到过19.2%的水平，高于当年全国增速5个百分点。天津在10-13年接棒内蒙古连续“霸榜”，年平均增速15%，而辽宁在07-09年间经济增速也排名前列，年平均增速达13.8%，远不是如今的垫底局面。
随着这些省份增长的后劲不足，可以观察到在每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GDP增速目标也是一降再降。我们统计了12年至17年间GDP目标增速的下降幅度，内蒙古从12年的15%降至17年的7.5%，以7.5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其它省份。吉林、辽宁、天津、重庆等省份GDP增速目标下降幅度也普遍偏高，如天津和重庆下调在3个百分点以上，而同处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只有1.5个百分点。
其次，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的比值来看，这些省份大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重庆近年来GDP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就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有关，其16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比值约为0.9左右，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0.8。像内蒙古和辽宁等已暴露经济数据问题的省份，在06-10年这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其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约超过全国水平10-20个百分点。
投资拉动经济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普遍偏高。以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比值来看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情况，我们发现，经济数据出现问题的省份负债率较高，前期靠举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弊端逐渐显现。如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
最后，经济数据“掺水分”似乎也并非毫无端倪，宏微观数据的背离有时值得仔细推敲。比如辽宁省已确认11-14年间的数据“水分”较多，观察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该省12年初经济增速大跌，12年1季度较11年1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6个百分点，但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在短暂下跌后迅速企稳，甚至有所回升，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却全年保持负增长。这似乎是“注水”宏观经济数据时，微观企业利润没有相应“注水”。顺着这条线索，13年工业企业利润因低基数反弹超过11年高点，而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却一路下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并不是说就此能够断定一省的经济数据质量，也不是说该方法可以按图索骥地来查找其它省市的经济数据“水分”，并且，这样的抽丝剥茧也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这里仅是作以提醒：不能仅以孤立的宏观数据涨跌来判断经济走势，通过勾稽关系对数据的相互印证和推敲才能经得起检验。
2.3 数据缘何虚高？投资驱动陷阱
不难发现，各省经济数据“虚高”主要表现为GDP、财政收入等宏观数据注水。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以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唯GDP论”风气盛行。因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做高GDP的冲动，经济数据的水分也长期存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各省GDP增速加权均值远高于全国GDP增速。08-12年间，两者之差始终保持在2%，直到近几年才重回1%以内。
以往工业投资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抓手，其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块：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构成的财政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要构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其中财政收入意义重大。一方面，财政收入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因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的规模和成本。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财政支出的上限。
而在13年，这三块融资都发生了明显的逆转。首先是12年后经济下行带动财政收入下滑，并带动财政支出增速放缓；其次是国五条出台，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地产销售大幅滑坡，并带动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后是1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整治非标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限，也同样拐头向下。由此，“财政收入—融资来源—工业投资—GDP—财政收入”的循环难以持续，在高增长的目标下，做高GDP和财政收入似乎成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
这一现象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一是中组部于13年12月初发布了《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该文件的主旨是淡化GDP，增加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指标，并加强政府债务考核，强化任期审计和离任追责，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有所缓和。二是13年来，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纷纷下调GDP增速目标。但即便如此仍显得捉襟见肘，13、14年未完成年度增速目标的省份数大幅上升，14年几乎是全军覆没。三是16年地方政府纷纷换届，“淡化增长目标”的力度进一步提升，从此前的“适应性下调增速目标”演变为“主动挤出经济数据水分”，地方官员得以甩下包袱轻装前行。
3.下修影响几何？
3.1 短期经济承压，修复需要时间
经济数据下修势必对短期经济形成冲击。以天津和内蒙古为例，2016年两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29%和2.32%，而下修部分分别占两省市GDP的18.7%和15.6%，即下修部分占到全国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的辽宁，以及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上述7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将达到17.6%，不容小觑。
经济恢复需要时间。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缓慢恢复，以辽宁为例，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负增长后，辽宁省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于17年9月回升转正。而从GDP增速来观察，15年之后辽宁GDP增速就降至2%左右，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到17年才重新恢复到2%左右。
3.2 债务压力上升，倒逼财税改革
但经济、税收数据下台阶，实实在在的削弱了偿债保障，令地方债务压力上升。从16年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的比值看：辽宁为38.3%，高居全国前列；下修GDP后，内蒙古将从31.3%上升至37.3%，天津将从16.3%上升至20.0%；而被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其16年地方政府债务率分别为19.6%、43.0%、21.6%和21.1%，普遍高于各省的中位数（21.1%）。
在下调目标增速的同时，地方经济、财政数据仍在大力去水分，反映的是地方财政收支的捉襟见肘——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传统依靠举债支持工业投资大幅扩张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财税改革，扩充地方税源，显得刻不容缓。
（作者公众号：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