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再次受阻的消息，长时间被中国公众关注。持续发酵。北京时间1月9日早间消息，美国移动运营商AT&T已经放弃了与华为合作，不在美国售卖华为智能手机。此前，美国1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要求FCC对华为与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合作展开调查，这很可能是双方合作失败的根源。
正如许多媒体和分析所言，此次合作告吹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其中就有非市场因素。华为遭遇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所谓的国家安全、绿色标准等都是新型贸易壁垒的最好托词。
笔者认为，国家从政治层面进行博弈、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但从华为等中国跨国企业的角度而言，也不能只是“在商言商”，只从产品价格给美国民众带来利益，还要让这份“美国利益”落地，尤其是要注重与美国供应商组织、消费团体的沟通，发挥好他们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局中人”作用。
国内舆论一个普遍的论点是，华为是中美暗战的牺牲品，这只是说对了其中的一部分。特朗普在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气氛下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必然加剧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针对全球的，包括韩国、日本、英国、欧盟等在内的美国盟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领导人屡次在国际舞台上为全球治理体系转型进言献策，展示了中国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智慧和形象。相信，一系列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国家行动，必然改善华为等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没有作为的空间，其实，在相同的政策环境下，企业的作为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只有企业行动与国家行动相得益彰，才能使得华为们挣脱贸易保护主义的束缚。
此次与AT&T合作取消将对华为挺进美国市场造成不小的影响。美国手机市场是“运营商主导型”，美国智能手机都是通过三大移动运营商（Verizon、AT&T、Sprint+T-Mobile）销售出去的，市场份额占比80%-90%。所以华为全球排名第三，国内第一，在美国却只能在Bestbuy、亚马逊商城等销售，在美市场份额仅有0.5%，中小运营商只是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反过来说，美国民众也损失了选择第三大手机品牌服务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物美价廉的手机，正如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现场表示：“对我们来说，对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消费者来说损失更大，因为他们失去了最好的选择。”
应该说，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对营运商和美国广大消费者是利益最大化的，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并不违背。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少数人，例如欧美保护农产品，实际上农民占这些国家总人数的10%还不到，钢铁、纺织在这些国家属于夕阳产业，就业人数越来越少。
但往往在很多时候，“多数人”却输给了“少数人”呢？我们可以从贸易政治经济学、集体行动理论中找到答案。
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打着经济问题幌子的政治问题。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究竟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政策，利益集团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总的来说，贸易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利益，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各种利益集团政治角逐的结果，政府的目标也并非总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集体行动理论认为，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不在于受益或受损的人数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为是否有效。事实上，华为进入美国市场有利于美国大多数民众福利最大化。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小利益集体更容易达成有效行动，因为其贸易保护的单个平均收益最大。
也就是说，可能受到华为冲击的本土品牌或利益集团是“少数人”，而他们的行动远比美国消费者“多数人”更有效，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并非完全出自美国国家利益，而是少数政客或利益集团的博弈筹码。
贸易政策更多是一种政治均衡，而不简单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华为不仅仅要关注能否给美国消费者、营运商在价格上带来利益，还要关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等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等，要在美国政治规则下争取更多的“局中人”，如代表营运商、消费者利益的组织，由他们来打破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扭曲的“美国利益”。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美国企业就是通过改变我国投资政策，进入中国市场的，这符合全球化的利益。这也给华为等中国企业更多的借鉴。（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