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科董事长熊群力
也许人们会更关心互联网大佬的“恩怨情仇”，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饭局之上，却没有发现，身为电子科技产业“国家队”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却在这期间与腾讯悄然达成合作，要在智慧城市的大数据、云计算领域展开合作。
也许在资本市场中，人们更关心中国芯片产业相关公司股价的轮番上涨、风口狂欢，但领导一家产业与研发并重的央企，中国电科董事长熊群力却认为，芯片制造并非重点关注的方向，中国电科要更多发力的，是在与芯片设计与装备制造领域，并力图打造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线装备。
智慧城市联合腾讯，芯片产业注重上游。中国电科在重要业务领域的布局，充分体现出其在产业布局上整体发展、走市场道路的格局与理念。
2016全年营业收入超过1800亿元、总利润额超过180亿元，中国电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之一，同时也是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最好的央企之一。20余年来，中国电科一直保持稳健的盈利增长。
如今，集团却开始寻求盈利模式的全面转型升级，从过去对产品的注重，转向对服务能力的打造，甚至不惜为此降低增长数据。
熊群力深知，科技产业发展并非空中楼阁，肩负军工科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研发与技术产业化重任的中国电科，不仅要通过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方式的创新，来锻造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要担起“大国重器”的央企责任。
改革、创新、融合、责任。面对市场的汹涌波涛，中国电科将怎样重新定位自我？数据与智能时代，中国电科将怎样推动行业前行？他们给出的答案，将得到“无形之手”最为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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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赋能服务”
12月初的乌镇异常热闹，每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再次召开，中国电科已经是连续四年参加大会，并且连续三年在会场中发布新产品与新的技术成果。
来自海康威视（002415.SZ）、太极股份（002368.SZ）、中国电科28所、32所、神州网信、中国网安、法研院、网络通信子集团、嘉兴新型智慧城市公司等集团旗下企业，都讲解和演示了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与新技术。
政务云及政务大数据融合平台、智慧红绿灯、拟态超融合服务器，类案智能推送系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科所推出的新一轮产品，都突出了“体系化”这一核心理念。
“以前我们都是做单独的项目，现在我们更多的是面向政府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熊群力告诉《英才》记者，他已经察觉到，信息技术产业的很多领域都是以成体系、成系统的方式在发展，因此，产品的体系化转型，就成了整个集团结构调整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实的情况是，技术领域的概念与产品越来越先进，意味着其运行与管理难度变得越来越大。面向客户提供产品，获得收入，然后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操作的“老套路”，变得越来越困难。
“现在的客户不是说‘你要给我一个产品’，而是说，我需要一种能力，你能不能给我？客户要的是基于某种产品、信息体系而发展的能力，这是很大的转变。”熊群力说。
对于中国电科来说，身为电子科技领域规模最大、技术储备最雄厚的国有企业之一，拥有大量的企业和政府端业务。这些客户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多已经完成了对业务乃至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改造，也有了在信息化时代处理业务、政务的能力。
在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之下，这些企业和政府端客户最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信息化产品和办公自动化产品，他们大多希望在数据时代、智能时代获得此前不具备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智慧运营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更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解决他们的能力再造或价值增值。
“未来政府更多的是买服务，而不是投资建设项目的方式。”熊群力表示。
特别是对于政府客户，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业务层面上的。以前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类服务，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未来，更多的将转向以技术手段来向社会提供各类服务，这不仅需要传统的信息化基础，更需要大数据与智慧的能力作为支撑，熊群力认为，这是一个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客户“赋能”的过程。
对于中国电科而言，提供整体服务解决方案，也意味着更强的盈利能力。客户对于建设和后续服务能力进行确认之后，项目将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产生利润。但这种模式并不会马上产生全额收入，而是在未来很多年时间里，通过服务陆续产生回报。
传统模式的一部分收入，就这样以分期利润的方式体现了出来。熊群力对《英才》记者表示，“由于这种新的模式，2017年以来我们销售收入的增长数据有所下滑，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利润增长保持了稳定，这证明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体系化服务的转型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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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智慧城市
中国电科总经理刘烈宏与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的合影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其合作的细节也很有深意。
刘烈宏告诉《英才》记者，中国电科本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最重要的就是宣传中国电科在新型智慧城市方面的布局和成效，与腾讯的合作也是聚焦于此，两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的领域展开合作。根据规划，双方的合作将推动一系列智慧城市建设工程落地，包括贵阳大数据、司法大数据、交通大数据、安全大数据等相关领域，双方都将联合各自的技术优势，来打造具有优势的大数据云计算平台。
人工智能这种新兴技术，让安防产业获得了巨大的空间提升，两者的结合实现了安防行业的飞跃。
中国电科在智慧城市方面的资源优势非常明显，而腾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方面，做到了最大规模、最高效率。包括深圳、嘉兴、福州、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中，双方的合作将有机会让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民生所带来的便利，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在熊群力看来，这次合作是双方各取所长的完美局面：“腾讯在面向市场提供服务这块能力很强，但是他对政府的理解，对政府需求的了解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结合起来是很好的。”
马化腾几乎全程参与了合作的洽谈和签署，他也看到了中国电科面向政府客户系统集成产品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电科的研究领域覆盖电子信息技术的各个专业门类，具备从系统工程、整机到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实力，这可以和腾讯的产品与数据基础形成很好的互补作用。
被各界广为看好的智慧城市业务，是中国电科系统化产品的集大成者。旗下几十家研究所、8家上市公司的多种业务，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嵌入到这个智慧系统中，成为其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一部分。熊群力认为，这样的智慧城市和传统的智慧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是基于大数据的，未来服务的增值，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因素”，熊群力解释道。这意味着中国电科所有的智慧城市业务，都需要在此前信息化所形成的数据基础上，基于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智慧”，为政府提供服务，另外，在智慧城市建成之后，大数据的支撑之下会形成服务平台，政府可以依此为全社会提供服务也推进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电科都将业务发展的目标聚焦在大企业、政府与事业部门身上，各类技术产品的应用也是以此类用户为主。但熊群力认为，实际上市场和政府之间，并没有清晰、宽阔的鸿沟，市场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往往就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要解决市民、市场上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其技术支撑、平台支撑，就需要中国电科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电科与市场化的企业合作，更多培养市场化服务的能力，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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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创新体系”
在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上，以腾讯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做得更好，特别是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服务的创业企业，市场的敏感度更强。
中国电科虽然多年来给人以规模庞大、处事低调的特点，但并未排斥社会上优质的创业企业。熊群力注意到，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来自海外归国创业者创立的企业，“搞出来的东西很新，很先进”。
但是对于将创新成果进行产品化、产业化，并对接相关资源方面，熊群力认为这是国有企业更具备的优势，“创业企业要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的过程，有各方面的制约，比如资源的问题，投资的问题，人力资源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能够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到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阶段，就会很有好处。
中国电科总经理刘烈宏
“中国电科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创新基因，创新驱动的战略渗透在集团的方方面面，在发展业务上，很少采用单纯的投资驱动方式”，刘烈宏告诉《英才》记者。
中国电科不仅自身一直坚持“创新驱动”的理念，也通过合作、探索创新模式的业务市场化。在这方面，中国电科已经有了海康威视（002415.SZ）这个非常成功的样板企业。
截至2017年12月15日收盘，海康威视市值高达3500亿元，根据电子行业研究机构IMSResearch发布的报告显示，海康威视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安防领域“一哥”位置已经非常稳固，技术驱动所带来的高额收益显露无疑。
刘烈宏认为，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需要和实体经济更好的结合，海康威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人工智能这种新兴技术，让安防产业获得了巨大的空间提升，两者的结合实现了安防行业的飞跃。
“以前我们说安防行业是需要‘看得清’，与人工智能中的人脸识别、边缘计算、云计算结合之后，变成了‘看得懂’”，这对于一家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来说，都是质的飞跃。
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也曾经对《英才》记者表示，海康威视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得力于搭建了一套别人难以复制的，涉及到管理、经营、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体系”。
这个创新体系中，不仅有国有企业对于政府资源、技术积淀方面强大的基础，也包括了在体制机制创新之后，所获得的强大市场能力与市场敏感度。
如熊群力所说的，创业企业想获得成功，想要把创新的技术、想法转换成产品，往往受到各种资源欠缺方面的限制，也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如果一家企业具备国有企业的资源、技术优势，也具备市场化创新精神与敏锐的市场嗅觉，那么它将就有可能迸发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业绩的爆发力也有机会超过人们的预期。
根据中国电科的规划，集团成员单位的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当中，新能源、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几个重点、热门领域都在规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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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团建设“化零为整”
经过较长时间的增长之后，中国电科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在这个关键时点上，集团不仅需要继续保持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强在目前国家层面重点关注领域的布局建设，并配合组建专注在各类新兴战略产业的子集团。
2015年底，中国电科从中海油手中通过划转与购买获得了天津力神22%的股权，由原第三股东变为第一大股东。随后，集团立刻进行了包括天津、青岛和苏州在内的三大投资项目。2017年，新能源动力电池市场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井喷”，中国电科的大规模投入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随着全国范围内对新能源动力电池需求的扩张，力神还将进一步增加产能规模，中国电科正在与相关方进行洽谈，在天津继续增加产能与产量，使其产能达到100亿-120亿千瓦时的目标。
2017年8月底，刘烈宏前往天津中国电科18所，组建了“中电力神有限公司”筹备工作组，并指出要“抓紧研究子集团的发展战略，加快梳理相关工作，完成组建并挂牌运营”。公开资料显示，参与电能源子集团组建的单位包括了中国电科18所和力神公司。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新能源汽车构件中最重要的电机、电控、电池三大部分，中国电科基本做到了全覆盖，可以面向车企提供系统化的整体解决方案，而非单一的动力电池产品，技术优势突出，这也是很多电池行业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刘烈宏认为，中国电科通过对旗下子集团的重组、建设与改革，来推动整个集团的企业化改革与市场化进程，“步子还是比较大的”，随着类似天津力神这种市场化改造进程的加大，在全社会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电科下属企业的规模、质量还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在光伏领域，中国电科旗下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各类硅片，可以在光伏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由于在光伏全球范围内低谷期持续不断地研发投入，目前中电科装备集团的光伏电池系列产品，已经在行业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在仪器仪表领域，中国电科则拿出了更为清晰的改革方案，组建了以41所、40所为核心的仪器仪表子集团，并将此集团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试点，希望通过改革进一步创新机制体制，调动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科技创新型企业，核心的技术员工与市场骨干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整个的设计环节中，会充分考虑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刘烈宏说道。
另外，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国电科旗下14所、38所、29所都在机器人领域有深入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布局，形成了一套数字化工厂的解决方案，特别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需求，也就是说，非常适应企业的个性化生产。
“说到智能制造，做管理软件、ERP的比较多，都是从管理层面来解决问题，但真正在制造领域的解决方案反而比较少，中国电科会从智能制造着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工厂的解决方案”，刘烈宏介绍。
另外，包括仿生机器人、物流方面的分拣、配送机器人，中国电科都有相应的产品问世。
各个领域子集团的组建，中国电科让自己在各类领域的科研投入更加集中。熊群力看到，虽然中国电科有很大的布局，但有相当多的科研力量和成果是分散在各个单位，甚至是很多的项目中，还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的“科技”。
“现代科技是多学科的融合，是多种人才智力的集中体现，是涉及方方面面的体系化工程，所以我们的组织、资源、管理的现状，都要与这种状态相适应，在投入方式上、资源的集中度上，都要提升”，熊群力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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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火力”打造单项
相比于国际IT巨头，中国电科在专项领域上的发展空间让人充满期待。
集成电路领域中，专做处理器芯片的英特尔，2017年三季度营业收入已超过450亿美元，市值攀上了2000亿美元级别，专注在通讯领域的思科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几经波动之后，如今市值也超过1800亿美元。单体产品的市场价值如此之大，让各个领域的寡头型企业赚的盆满钵满。
在国内，以华为和海康威视为代表的单体型科技企业，也在沿着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向前推进。“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培育一些单体企业，在某一领域做得特别深，做得特别好的企业，比如海康威视，但它真正快速发展不到10年，和英特尔、微软这种几十年的企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熊群力说。
他认为，肇始于电子工业部全部科研事业的中国电科，是一个从基础电子功能到电子信息系统全产业链、全行业布局的企业。其功能定位与纯粹市场化、从单点突破到行业极致的欧美企业很不一样。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电科不可能像英特尔、思科一样，只是将某一件事、某一个产品做好。而是必须站在国家产业布局与信息安全的高度上，“把一个领域做起来，成为整个电子信息领域中的领头羊”。
如今，保持国有企业全面基础科研投入的同时，中国电科各大子集团相继成立，开始在新能源、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重要领域“集中火力”，打造更多重点领域产品的重点企业。
在集成电路领域，中国电科虽然并没有爆出各种百亿、千亿的投资新闻，但多年基础信息产业的科研投入，让集团有着深厚技术积累。近期，中国电科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将内部呈分散状态的一些技术力量，通过内部整合形成“合力”。
熊群力认为，目前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的业态大多数属于代工形式，投入大，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因此他判断中国电科需要更多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集成优势，在产业链条的两端发力，也就是装备与工艺、设计和封装、测试。
市场上的投资者都很关注芯片的生产，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国内大部分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工作母机都是国外的，国产装备非常少见，成线的国产装备更是几乎没有。
2017年11月21日，由中国电科45所研发的、国内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00mm CMP（化学机械抛光设备）商用机完成了所内测试，发往中芯国际天津公司进行上线验证。这是国产CMP设备首次进入集成电路大生产线，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市场空白。
在此基础上，中国电科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成线的工艺装备平台，以解决国产电子工艺装备成线能力的问题。“国内单台的装备已经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型工艺线，所以我们正在推动这个事情，加大投入”，熊群力说。为此，中国电科于2013年将旗下三个相关的研究所——2所、45所、48所组建起来，打造了一个集成电路工艺装备公司。
在此前很长时间里，中国电科其实一直都在集成电路技术领域做各类投入，但这种投入是以自我投入为主，并且有大量的产成品被用在了军工领域，很少涉及民用。用刘烈宏的话说，由于体制的原因，集团就是一直在“埋头苦干”，面向外界的声音一直不是很大。
在集团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中，集成电路技术和产品的通用化，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方面，我们14所和38所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的能力，是中国最好的设计与制造企业，未来下一阶段将面向社会做通用化”，刘烈宏举例道。
另外，随着5G通讯网络建设的展开，中国电科在射频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功率器件方面还会进一步加大军民融合的发展步伐，让旗下5个研究所合并为通信网络子集团，将更多技术和产品实现系统化，来适应通信市场的系统化需求。
刘烈宏认为，中国电科各个子集团的建设步子比较大，可以推动整个集团的市场化与企业化进程。这个过程叠加中国电科新一轮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布局，也会增强相关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并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资产证券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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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走向市场
工业化时期，以计算机、通讯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更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参与社会建设方面相对较少。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科技产业中央企业肩上的责任，就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在国内，很少有民营企业有财力、技术参与如此尖端复杂的前沿产业，大规模的科研投入和遥遥无期的盈利可能，都让以盈利为生存基础的民营企业难以参与。
这些艰难的任务，却是中国电科等科技类央企所必须承担的任务。2017年4月20日，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成功发射，中国电科承担了测控通信系统、空间应用系统、飞船系统等的研制、生产、服务保障和升级改造任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测控、通信设备和大量国产元器件。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了三大新空间，即网络、太空、海洋，这三件事我们都布局了”，熊群力告诉《英才》记者，中国电科提出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工程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前期研发，现在，该项目已经列入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另外，包括对海洋信息化的布局，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我国对自主研发的信息化产品如天气预报、海洋导航等的需求都非常迫切。据了解，中国电科在以上领域也投资了十几亿元，并已经开始有所突破。如果仅从财务成本去考虑，“完全是亏本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钱”。然而，这对于国家战略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业，“作为央企必须做”。
网络安全问题，曾经是ToC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但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不是ToC的，非常重要，“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所以中国电科就必须从原来的信息系统安全业务上，拓展至这一领域。
“我们制定了中国电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行动计划，发展网络攻防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有一系列重要布局，来解决中国网络安全基础产品缺失的问题”，刘烈宏对《英才》记者表示。
显然，这些都是短时间内很难见到“利润”的投入，甚至会拉低企业的利润水平，但这些事情是央企必须去做的事情，是作为国家“中坚脊梁”所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之下，英特尔、思科等企业，自然不会去承担这些国家层面信息化建设的重任。
由于对这些重要国家战略的落实任务，中国电科曾经被视作一个距离市场较远的军工企业，但是如今，中国电科集团的军品占比已经较民品低20个百分点，军品收入占比不到40%，民品收入占比已超过60%，随着整个集团从产品模式向系统、服务模式的转型改革，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军民融合企业。熊群力坦言，中国电科同时进行着三个方面的重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军工企业向军民融合的改革，以及事业单位的改革。从业务层面到组织形态层面，集团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进程。
在建设数据化、智能化社会的重要时期，中国电科不仅发挥了“大国重器”的作用，承担了重要的信息化与装备现代化任务，同时也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军民融合的变革，来推动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让集团多年来积淀的庞大技术资产，在市场环境下，更充分的释放出其价值的无限潜力。
独家高端领袖访谈
市场需求和政府需求之间没有决然的分割
电子信息天然军民融合
《英才》：中国电科除海康威视之外的七家上市公司加在一起，大概是800多亿的市值，集团之前提过未来资产证券化率要提升，那么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整合出现？
熊群力：资本市场确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公开的资本市场。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都应该尽可能地用好这个市场，但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一定要上市。上市的前提，是它对资本市场有明确的需求。
那么有些企业或者有些业务板块，它的资本需求不是很高，以自身的资本能力，资金能力来讲完全足够，那就未必要上市。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所有的业务都上市，会掌握好一个尺度，一切都围绕着企业发展本身的需求来做。
五年前，这些上市公司的市值比现在要小得多，那时他们几家加起来大概也就一两百亿，现在已经增值了好几倍。
《英才》：中国电科旗下很多研究所都处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改革是以什么原则进行的？
熊群力：中国电科不会为了改革而改革。中国电科的改革，有三件事要同时进行，第一是国企改革，大家都知道在全国范围内，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建设现代化企业制度，我们正在向前推进；第二是军工企业的改革，军民深度融合，这种从业务层面的改革，也必然会影响到组织形态的改革；第三就是事业单位改革。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件事同步做好，不是说先做完某一件，再做完某一件，三件事要同时做。
《英才》：怎么看待资本市场对军民融合概念的期待？
熊群力：军民融合对中国电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指导思想。首先它是一个国家战略，作为国企，既然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肯定是重要的践行者；第二，中国电科是电子信息领域里重要的军工集团，而电子信息这个领域具备天然的军民融合特征。
大家看很多的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非常市场化，但它同时也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军队信息能力建设的重要技术。所以我认为，它有天然的军民融合属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电科应该在国企里面做得更好一点，甚至说应该做得最好。
我特别赞成思想融合的提法，首先应该在发展理念上，把军民融合作为一个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样不管是业务发展方向也好，投资项目的选择也好，还是很多具体的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也好，都会有很清晰的体现。
以前我们所讲的，更多是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前一段时间则特别强调民用技术、民营企业参与军工建设，这都是正确的，但又不完整。既然是融合，就应该是双向的，是一体的。
《英才》：中国电科的技术积累会怎样向民用领域进行延伸？
熊群力：我们在做的制造业，不像有些企业是别人的技术、别人的产品拿来自己生产，我们的制造业务跟我们科研基本上都是直接相关。我觉得适当的延伸一点，把自己的技术特长发挥出来，这也是中央高层讲的军民融合在我们集团的一个落实，技术向产业转移。但不赞成延伸太远，不能一个企业把整个产业链都囊括进来，能力也不能及。
从提供产品到提供能力
《英才》：中国电科的智慧城市业务，与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有哪些不同？
熊群力：以前中国电科都是做单独的项目，现在则是给政府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和传统的智慧城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认为传统的智慧城市是初级阶段，解决的主要是办公过程自动化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行业或业务线信息打通的问题。
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中国电科是基于大数据的服务，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因素。这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基于数据基础发展智慧业务，给政府提供服务。政府以后都是以买服务的方式，而不是投资建项目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能力；第二就是这个新型智慧城市体系建好以后，有大数据的支撑、有服务的平台以后，政府又可以用这个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
在乌镇，我提出中国电科做智慧城市很重要一个作用，就是以信息技术和网络信息平台支持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前的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更多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给社会提供服务，而未来更多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在信息支撑条件下，数据支撑条件下来提供。
《英才》：中国电科为什么会有这种从产品化向服务化转变的思路出现？
熊群力：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生产力三个要素是人，劳动工具和土地，现在至少可以加上数据资源这个要素，我认为这是新的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而且数据资源和土地还不一样，它的低成本甚至是几乎无成本的再生，同样一个数据，既可以给张三用，也可以给李四用；而同样一个土地，卖给了张三，就不能再卖给李四。而且数据在不断积累以后，数据可以产生新的数据，或者说数据融合的基础上能产生智慧，这个就是现在新型智慧城市的业务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国外的优秀企业就提出要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前国内企业不是，我们是满足客户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全部是物化的，比如说给客户提供一个产品，给客户提供一个系统。现在客户不是这样了，说我需要某一种能力，你能不能给我？要的是能力，这个能力是基于产品，基于信息体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英才》：中国电科以ToB（企业）和ToG（政府）业务为主，未来是否会加强在ToC（消费者）类业务方面的投入？
熊群力：我们还是更倾向于ToB的比较多。你看越是市场化的产品、越面向个体的产品，它越需要更快的反应机制，更快的决策机制。所以由于国企的特殊性，我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面向政府和企业提供服务。
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跑政府，跑大企业客户，但今后我们确实要更多关注市场变化，因为市场需求和政府需求之间没有决然的分割。市场上很多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而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他的技术支撑在哪？他的平台支撑在哪？会有一部分是由像我们这样的国企来提供。
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
《英才》：如何看待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
熊群力：创新是国家战略，是十九大报告讲的七大战略之一，中国电科对创新驱动的体会很深，我们此前这些年，之所以能有比较高质量的增长，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科技型企业自我增值的能力很强，技术和产品的附加值相对比较高。
下一步来讲，十九大以后我们要继续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效果，这些年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下一步中国电科会更多的关注基础学科和前沿科技领域。
《英才》：怎样让科研投入有更高的效率，产生更大的市场效益？
熊群力：虽然中国电科有比较大的科研投入，但未来还要加大集中的力度，我们之前的科技投入分散在很多单位、项目里，没有形成“体系化”。
以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很多时候可以在很小范围里完成，牛顿可以一个人关在房间想出一套创新的理论来，但现代科技更多的是多学科的融合，多种人才的智力的集中创造，而且现在很多甚至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
这是中国电科需要增强的地方。在科研方面，我们在投入的方式上、在资源的集中度上，我们都要增强。另外，在一些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上，科技创新要更加强化。
《英才》：中国电科的科研投入对于产业界有哪些积极影响？
熊群力：我以前经常讲，我们电科更多的还是做技术研发，以自主研发的技术型产品为市场提供服务，为政府提供服务。现在看来，科研型企业和产业层面也不能截然分开。
这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说，科研如果不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很难反馈到科研本身，其产生的市场效益很难反馈到科研本身；第二，现阶段新兴的产业模式，越来越适用于科技型企业。比如说，过去简单的单一产品大规模地制造，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未来高科技的个性化产品制造会越来越多，尽管也是规模化，但是这个规模化中有更多的个性化。所以需要现在的生产线也要是智能化的、柔性化的、个性化的。这就是把科研、产业、客户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