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社会，治理模式须从效率转向公平
盘和林
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保守测算，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也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另据上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尽管对于中等收入的定义，在网上不乏争议，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我国当前继续进一步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以下简称“扩中”政策）的收入战略，这意味着我国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步入“橄榄型”社会，顾名思义，“金字塔型”是一种穷人占绝大多数而富人占少数，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结构；而“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
从人口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深刻影响消费等经济的变迁，而且人口社会结构的改变还极大地作用于社会制度并引致其变迁。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公共政策的取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公共政策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注重“效率”，转向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我国社会结构长期处于“金字塔型”结构，其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而“橄榄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收入分配等的确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间的矛盾”，这也是很长时间里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是低收入群体数量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做大蛋糕”比喻经济增长，“分好蛋糕”比喻收入分配，首先还是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让更多人分得一份较大的“蛋糕”。反贫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和前提条件，减贫有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强大动力。
换言之，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社会迈进，必须有经济增长作为前提，正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为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改革就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和脱贫攻坚战等“扩中”政策。因此，我国在这个迈进过程中，经济、社会等公共政策都是“效率优先”或者说“兼顾公平”。
而现在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初步向着“橄榄型”社会迈进，我们除了需要珍惜和稳定这种结构、继续呵护和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外，我们更要关注这个群体由于其自身文化程度、生活方面、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独特性，并由此产生的“社会态度”变化。这必然对未来社会治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公共政策必须与之相适应。
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撰文呼吁中产的“无力感”，一些事件在任何生活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但正是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理想生活的期许，让这样的问题更为公众所瞩目。这类问题过去也存在，但受当时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温饱还需要努力争取，其受关注度就不会太高。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这类公众过去往往注意程度不高的问题，变成社会最敏感、最具冲击力的议题。
这说的就是我国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步入“橄榄型”社会的“社会态度”变化，“金字塔型”社会更多关注“生存保障”和“温饱”，其治理模式下的公共政策等必然是“效率优先”或者“兼顾公平”，而“橄榄型”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必然需要向更加注重公平，至少是“效率与公平并重”。
这已经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作出了“新论断”，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注意味着今后经济发展更注重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了很多细化的要求，其中围绕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回应群众关切、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化解社会矛盾等提出了8方面的精准政策。 窃以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实就是指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后的“橄榄型”社会的治理模式创新；而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布置的2018年经济工作重点，我们也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向着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橄榄型”社会治理模式悄然转变了。（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盘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