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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在2017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
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皇家荷兰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十年后的2017年，榜单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Facebook、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七位爱穿牛仔裤的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而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三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兆点。
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床高岸底，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数十年前，中国改革的“假想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然而，时至今日，“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全民共识近乎瓦解，破坏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甚而改革成为了一个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词。
数十年前，市场开放、产业创新可以采用“进口替代”和跟进战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成本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越。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他们的前面不再有领跑者，创新的叵测与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数十年前，全世界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在世界银行的名单上，它是一个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国家，在欧美企业家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商品倾销和技术输出的二线伙伴，甚至在某些意识形态者眼中，它是下一场“颜色革命”的发生地。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至少有127个国家视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资本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国的制度特征也时时引发意味深长的猜想。
于是，当改革进入下半场之后，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世界与中国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态，也面临新的的调整。这不是一个轻易会达成的过程。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如此评论美国：“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工作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完全由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而当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崛起为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帝国”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价用词。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一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的时候，它的每一次啸叫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让全世界屏气注目，各自揣度。
1978年，万物开泰；
2008年，三十而立；
2018年，四十不惑。
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临界线上。回望来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对酒当歌，慨当以慷。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18年1月，《新青年》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由此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在这一年的杂志上，可以读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名字，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正是在他们的呐喊下，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
可是，在而后的岁月中，中国往何处去，“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轻人们分道扬镳，有些成为彼此终生的敌人。
从1918年到2018年，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辩过的议题，有些已成历史公案，有些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进步是，当年的救亡焦虑不再困扰当代人，而大国的和平崛起则成为新的主题。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预测国家的未来。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是更高。”尽管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一位，不过在未来的十到十二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一个共识。
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尾声，届时有9·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将可能出现六到十个3000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70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也是在未来的这十来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进步将颠覆既有的产业秩序，甚至挑战人类的伦理。随着奇点时刻的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生物革命将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100岁；中心化的互联网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新能源革命，将宣告石油时代的正式终结。没有人知道，今天出现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单上的公司，在十年后还会幸存几家。
在科技进步的意义上，“四十不惑”的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而技术的非线性突变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让人难以预测。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对于这一段未尚结束的当代史，必须摆脱历史宿命论，承认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和人的主动性，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的说法是对的，他说，“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
创造意味着背叛和分离，也就是说，新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不适感和不确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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