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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在2017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
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皇家荷兰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十年后的2017年,榜单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Facebook、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七位爱穿牛仔裤的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而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三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兆点。
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床高岸底,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数十年前,中国改革的“假想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然而,时至今日,“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全民共识近乎瓦解,破坏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甚而改革成为了一个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词。
数十年前,市场开放、产业创新可以采用“进口替代”和跟进战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成本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越。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他们的前面不再有领跑者,创新的叵测与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数十年前,全世界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在世界银行的名单上,它是一个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国家,在欧美企业家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商品倾销和技术输出的二线伙伴,甚至在某些意识形态者眼中,它是下一场“颜色革命”的发生地。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至少有127个国家视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资本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国的制度特征也时时引发意味深长的猜想。
于是,当改革进入下半场之后,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世界与中国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态,也面临新的的调整。这不是一个轻易会达成的过程。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如此评论美国:“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工作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完全由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而当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崛起为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帝国”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价用词。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一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的时候,它的每一次啸叫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让全世界屏气注目,各自揣度。
1978年,万物开泰;
2008年,三十而立;
2018年,四十不惑。
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临界线上。回望来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对酒当歌,慨当以慷。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18年1月,《新青年》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由此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在这一年的杂志上,可以读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名字,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正是在他们的呐喊下,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
可是,在而后的岁月中,中国往何处去,“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轻人们分道扬镳,有些成为彼此终生的敌人。
从1918年到2018年,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辩过的议题,有些已成历史公案,有些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进步是,当年的救亡焦虑不再困扰当代人,而大国的和平崛起则成为新的主题。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预测国家的未来。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是更高。”尽管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一位,不过在未来的十到十二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一个共识。
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尾声,届时有9·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将可能出现六到十个3000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70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也是在未来的这十来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进步将颠覆既有的产业秩序,甚至挑战人类的伦理。随着奇点时刻的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生物革命将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100岁;中心化的互联网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新能源革命,将宣告石油时代的正式终结。没有人知道,今天出现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单上的公司,在十年后还会幸存几家。
在科技进步的意义上,“四十不惑”的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而技术的非线性突变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让人难以预测。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对于这一段未尚结束的当代史,必须摆脱历史宿命论,承认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和人的主动性,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的说法是对的,他说,“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
创造意味着背叛和分离,也就是说,新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不适感和不确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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