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报:
“好的营商环境可提升生产力。”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盘和林表示,营商环境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达的省份,往往都是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如浙江、广东等。相反,差的营商环境必然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盘和林认为,营商环境属于投资软环境范畴,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软指标,说起来至关重要,但一到实际工作时却容易被化为无形。具体来说,营商环境不如实实在在的GDP等政绩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更容易被忽略。
同时,营商环境牵涉到的环节、部门和人员又很多、很复杂,甚至连投资地的民风民俗、普通村民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破坏营商环境的“风险点”很多,而约束力却不强。一旦某一个环节、某一个人出了问题,都是企业家实实在在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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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调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多推“啃硬骨头”的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在全球排名跃升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大幅上升31位。目前,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工作重点。
“‘优化营商环境’,通俗地说就是‘造环境’。其中蕴含着从‘计划’向‘市场’过渡这一关键的政府职能转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权衡认为,要学会由过去偏重追求政策“洼地”,转为倾力打造公平营商环境的“高地”。环境优了,不仅可以招“财”,而且更能引“才”。
“好的营商环境可提升生产力”
优化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尤为重要。
所谓“放管服”,就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在权衡看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进一步推动“放管服”。
权衡表示,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要放得更彻底、更到位。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做强监管的“加法”,要管得更科学、更高效。以事中、事后监管为原则,事前审批为特例;做好优化服务的“乘法”,服务要更精准、更贴心。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近年来,我国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我国日均新设市场主体从改革前的3.1万户增加到如今的5.2万户。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78位,较2016年有所上升。其中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来在全球跃升了18位,平均每年向前跨6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也表明,中国在经济表现和政府效率、营商效率方面,得分均有明显提升。
“好的营商环境可提升生产力。”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盘和林表示,营商环境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达的省份,往往都是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如浙江、广东等。相反,差的营商环境必然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盘和林认为,营商环境属于投资软环境范畴,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软指标,说起来至关重要,但一到实际工作时却容易被化为无形。具体来说,营商环境不如实实在在的GDP等政绩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更容易被忽略。
同时,营商环境牵涉到的环节、部门和人员又很多、很复杂,甚至连投资地的民风民俗、普通村民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破坏营商环境的“风险点”很多,而约束力却不强。一旦某一个环节、某一个人出了问题,都是企业家实实在在的“痛点”。
极大增强企业家群体的信心
优化营商环境,最终的目的是要聚企业、聚人心。
营商环境好,已有企业才能留得住、发展得好,外来企业才会创业、兴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涌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短板”。
1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司长周建平对近期有关东北营商环境的“亚布力事件”作出回应称,东北近年来营商环境纵向跟自己对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如果只是个案问题要个案处理,不应否定整个工作。但还应看到,其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对此,盘和林开出的药方是,各级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时,要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倡导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落地,以恪守契约精神、法治精神为核心出发点,制定出围绕企业投资、营运过程中的产权、经营权等全过程的、细化可操作的保护举措,尤其是要列出负面清单、出台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制度。紧紧抓住问题背后的“人”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少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对此,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优化营商环境,将极大增强企业家群体的信心,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逐步在全国推行。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李清池建议,这一评价体系的建立既要对接国际标准,又要考虑我国实际。“要注重评价结果的量化可比性。比如在提高开办企业便利度上,目前是以新创企业数量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依据,应考虑进一步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