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复兴提出了伟大的发展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世界为之瞩目，也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和信心倍增。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我认为，发展水平从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门槛，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中国的未来还有没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呢？我认为还是有的。理由在于：
一是利用可改造的盐碱地、沙化地等土地。我国盐碱地、荒漠化土地、沙化地和废弃工矿用地等未利用土地超过70亿亩，其中可改造的未利用土地至少在15亿亩—20亿亩。仅改造其中的10亿亩，每年新增GDP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将土地改造成可利用土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技术已经成熟且成本较低；在西北和华北提高含水云层降水率及地面工程调水等技术和经验逐渐成熟，成本也在降低；只要有政策保障，资金的投入也不是问题。仅此一项国土改造、增加淡水和增量土地产权改革组合，就可以给中国新增耕地、林地、湿地、建设用地资源，建设小城市和城镇、新农村社区，增加粮食等农业产品供给，提高森林覆盖率，容纳人口生存并创造就业机会，会极大地扩大发展空间，实现一波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是改革和开放以来此前缺乏探索的领域。如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美国通用航空产业创造的GDP为其总量的0.8%左右，而我们几乎是空白，才开始起步；再如，虽然我们制造业得到普遍认可，对外贸易总体表现良好，但旅游、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服务业开放度不高，供给不足，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再比如林业，由于产权年期太短而使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不能形成林业、林下食品、中药、旅游、养老等综合的林业经济……如果大力度改革和向社会开放上述领域，这些领域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三是推进户籍、土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顺畅流动和盘活休眠低效率的资源，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小块化和碎片化问题突出，即使是流转经营的大片土地，其产权结构的复杂性及预期的不稳定，使生产者不舍得投入，出现在短期中用化肥和农药掠夺地力等行为；农村不能交易的僵尸资产，几乎得不到抵押贷款，城镇社会资金也不能够进入农村增强农业和发展其他产业。如果我们在上述体制方面推进改革，将促进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和项目在城乡双向流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调节土地，使其更好地在城乡、产业中有效地配置，并使农村和农民得到用于发展的资金和财产性收入，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能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四是利用创新活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专业人才数量不断上升，科研条件也今非昔比。然而，体制的禁锢、机制的僵化、激励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企研发中心，技术项目给以职务发明者一定比例的股权，所有成果除极特殊规定的以外，向全社会开放，创新投入和研发人员的税收、薪酬等激励机制到位，理顺从天使投资到上市等环节的科技融资体系，解开科研人员户籍管制、居住限制等方面的束缚，将会形成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创新爆发力。一个先例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颁布实施职务发明有股权和强制向社会全面开放技术的《拜杜法案》，促成了闲置和被限制在各教育科研机构及军用体系中的计算机、移动信息、核能、半导体、材料等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形成了其20世纪80年代芯片、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信息高速公路、核电、航天等产业革命，实现了10年左右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我们也可以用突破性的知识产权改革，实现中国自己的产业革命，形成一波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五是大力度地推进实现土地和资金平等竞争的供给体制改革。彻底取消要素分配对私营企业的所有制、配额和价格歧视，公平地调动全体人民创业、投资、建设和经营等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土地资源和资金要素有效率地配置和使用。
实际上，寻找思维定式中没有想到的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并且松绑和理顺禁锢工作力和创造力的既有体制，就是我们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巨大源动力之希望所在。(中新经纬APP)
【专家简介】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出版《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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