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仍然需要围绕“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做到经济预期要“稳”、政府职能要“转”、调控政策要“准”、结构调整要“早”、创新驱动要“推”、实体经济要“护”、民间投资要“上”、金融风险要“控”，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委新论
张兆安
2017年，面对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体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整体态势。2018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因此，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良好进展，主要是得益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平稳向上。2017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比2016年提升0.2个百分点，并且连续九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二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中工业生产反弹且向中高端迈进，服务业主导作用增强；需求结构中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4.5%，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的作用。三是经济质量效益提升。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750.1亿元，同比增长21.9%。四是外贸明显转好。2017年1-11月我国进出口增长15.6%，其中出口增长11.6%，进口增长20.9%。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跨境电商、生产采购等出口加快。五是新产业、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1-11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1.4%，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9和4.8个百分点；1-10月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5%、14.9%和1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8、1.2和0.9个百分点。1-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64306亿元，同比增长32.4%，比上年同期加快6.2个百分点。六是物价保持平稳。1-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七是区域经济齐头并进。东部地区新动能加快积聚，转型升级走在前列；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突出，经济增长全国领先；东北地区企稳向好，结构调整初现成效。
目前，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初显，美国经济稳定回升，欧洲经济好于预期，日本经济信心有所回升，新兴经济分化减小，但全球经济低迷状态没有根本性改变，尤其是美国加息、减税、缩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同时，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尚未完成，结构调整任务繁重，能级提升的挑战不少，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面临着严峻考验。因此，在新的一年中，仍然需要围绕“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其一，经济预期要“稳”。在宏观经济稳中求进中，稳定经济预期应该作为当前宏观审慎管理的“重头戏”。其重点：一是稳定增长预期。保持合理的增长率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这条底线突破，可能会逆转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进而产生连锁反应。二是稳定投资预期。当前，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其中民间投资的走势直接影响着未来的发展预期。三是稳定房地产预期。近期，房价“大起”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在房地产投资、成交量有所下降的前提下，要防止“大起大落”，还需要完善政策体系。四是稳定实体经济预期。实体经济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稳定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预期至关重要。
其二，政府职能要“转”。经济预期要稳定，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关键是要抓好两头：一是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突出制度供给，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市场要素的动力、活力、潜力。二是继续拆除各类市场门槛。越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越是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应继续拆除各类市场门槛，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各类证照，减少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间，统一审批标准，加强基层部门窗口建设，尤其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如上海自贸区试验、“证照分离”改革等，可以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其三，调控政策要“准”。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往往体现在政策的“准”字上。具体表现在：一是宏观调控要“稳”。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各个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确实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稳”字上仍需下功夫，尤其是宏观政策应与微观政策相结合，更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微观政策要“实”。针对微观层面企业的各项政策，既要“实”，也要“快”。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市场需求萎缩，以及企业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企业的生存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企业化解矛盾和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四，结构调整要“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调整结构。一方面调整结构短期内会影响增速，也会带来阵痛和压力，但不调整就不会有未来，因此，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要尽早谋划。如上海由于结构调整较早，前些年增速低于全国水平，这几年全国经济增速下降了，上海的经济增速提升和稳定了，说明早调整早得益。另一方面要着力推动产业协调融合发展，正确处理好一、二、三次产业发展的关系，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推动农业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推动制造业向先进高端制造业方向迈进。例如，农业的“接二连三”、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等。
其五，创新驱动要“推”。在抓好重大创新项目、创新制度设计，以及“双创”等重大事项之外，一是要对自主创新的技术、产品、服务等，实行必要的产业保护政策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一切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保驾护航。例如，可以探索实行2-3年的产业保护期政策，让吃“螃蟹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激励，解决“谁创新，谁吃亏”的困境。二是要做好创新示范的引领，可以全国“1+ 3+7”个自贸试验区作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压力试验平台，把更多的经验和做法复制推广到全国。三是要推行务实的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企业是否推动创新？创新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因此，所有的政策必须落脚在企业、企业家的创新动力上。
其六，实体经济要“护”。离开实体经济的全面支撑，经济稳定增长是难以想象的。为此，一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化解“脱实向虚”倾向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在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二是要继续推动企业“降成本”行动。目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降成本”行动寄予了期盼,近年来推出的降低制度性成本的举措，如减税减费、降低社保成本等，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仍然还有降低空间。如对“双创”企业和产品给予税收激励，继续减少行政事业收费，降低公共产品服务价格，调整社保成本。三是要加快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重塑新型政商关系，保障企业家权利，包括知识产权、财产安全，使其能全心创业、安心发展、恒心安居。
其七，民间投资要“上”。引导和推动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应该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一是要开展民间投资的政策评估。对民间投资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对不能落地的，要抓紧清理；对没有落实的，要抓紧落地；对需要配套政策的，要抓紧出台。二是要为民间投资开启大门。尤其是一些垄断领域和行业成为了民间投资“死角”，应该逐渐打破利益格局，去除各种潜规则，向民间资本开放，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三是要切实解决实体企业困难。不少企业存在着土地和房租贵、税费和人力成本高，以及融资、用工、转型难等，使得民间投资望而却步，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其八，金融风险要“控”。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还要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中的“破”和“立”的关系。为此，一是要管控好信贷资金流向，从源头上保证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适当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比重，着力解决好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二是要防范好各类金融风险，尤其是银行表外业务、中小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运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的关系，既要鼓励金融改革创新,又要把监管重点放在建立新业务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标准上，由于金融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产业，应该在源头上设置准入条件，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可以防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重演。
（作者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