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王俊仙 苏州报道
苏州日东电工
“这两天进入工作区的工人也不干活了，我今天夜班，打算打个卡后就去睡觉。”1月10日晚间，日东电工苏州有限公司（下称“苏州日东电工”）FPC（柔性印刷线路板）部门员工李娟（化名）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其实像这样没活干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两年了，因为补偿没谈拢，所以现在很多工人们都罢工。
据悉，苏州日东电工在今年1月8日被员工爆料“蓄意隐瞒员工，偷偷转移公司资产”后，一方面给出补偿方案并解散偏光片部门，另一方面打算出售FPC部门，但目前这部分员工的补偿方案还未谈拢。
事实上，苏州日东电工的撤离并非个例，近年来已有多家外资企业关闭了在苏州的工厂，曾经媲美深圳的中国制造业之都、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聚集地苏州，如今却面临着外资企业相继拔起营寨打马而去，人们不禁要问，“苏州模式”到底怎么了？
工厂撤离
1月9日下午，《华夏时报》记者来到苏州市苏虹中路468号苏州日东电工的工厂，这里距离苏州火车站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
据了解，苏州日东电工厂区内共有3个制造部门，分别为偏光膜（偏光片）、FPC和新能源。记者在通往偏光膜厂房内部的第一扇门上看到，上面贴着“无良黑心企业转移设备资产、非法解散工厂”的标语，厂房内部一片狼藉，废弃物和带有“NITTO”字样的纸箱扔的到处都是，二楼的员工更衣室内，一名女员工正在收拾东西。
在三楼一个硕大的办公室内，记者看到十来名员工仍在此办公，他们表示，目前正在做善后工作，过两天也要离开了，但对于偏光膜部门解散的原因并不清楚。
据记者了解，偏光膜部门500多名员工与苏州日东电工达成了解约协议，补偿方案为“N+1.5”，2018年1-2月的社保补偿以及1.5万元/人的“特别奖”。此外，日东电工还承诺将会在1月10日发放2017年12月的工资，1月15日发放2017年4-9月的奖金，对于年假未休的，将按照“天数×日工资×2”来支付。
“偏光膜生产线经常加班，上五休二，而我们FPC一直没什么活干，上四休三，现在偏光膜部门解散了，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李娟告诉记者，“偏光膜部门解散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公司想把FPC部门卖掉，大家现在都在争取补偿，目前的补偿方案很多人都不满意，所以以刷卡但不工作的方式‘罢工’。”
“我不清楚工厂这次撤离的原因，FPC生产线还是正常生产的，就是效益不太好，公司方面也只是说要出售FPC部门，没说要关厂。”苏州日东光电FPC生产线的一位课长告诉本报记者。
苏州日东电工中国官网上对公司是如此介绍的：苏州日东电工是一家生产代表日东电工的先进技术的偏光膜、FPC的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5日，是日本日东电工株式会社在苏州工业园区注册成立的独资企业，从2002年开始生产FPC，2003年开始设立光学部并生产偏光膜，并在2005年进行过一次扩建。
而日东电工全称为日本日东电工株式会社，成立于1918年10月，是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与日本住友化学、韩国LG化学一起长期占领市场前三甲。
“现在偏光片的行情不是很好，行业竞争日趋加剧，整体盈利情况一般，苏州日东光电作为一家老牌偏光片生产厂商，这次解散偏光片生产线可能是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一家从事偏光片生产的国内厂商告诉记者。
根据高工产研新材料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偏光片市场总消耗面积1.01亿平米，同比增长17.92%，市场规模约为159亿元，同比增长11%。预计2017年国内偏光片市场规模将达突破200亿元。
与此同时，我国液晶面板厂商的快速崛起也带动了偏光片国产化需求的旺盛，国产偏光片厂商迅速发展。据报道，国内偏光片龙头三利谱、盛波光电（在深纺织旗下）近年都在扩建偏光片产能，国产玻璃基板龙头东旭光电公司也跨界和住友化学合资（东旭光电占股51%），在无锡投资了2000万平米的偏光片产线。
对于苏州日东光电此次撤离的原因，1月10日，记者致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他表示，苏州分公司厂区内的新能源部门是一个独立的公司，目前对新能源部门的安排还不清楚，有关苏州分公司事宜总社正在准备统一回复函，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得到回复函。
苏州模式遭质疑
对于苏州日东光电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次正常的战略调整，但此事却引发了大家对于“苏州模式”的质疑。
2017年1月10日，硬盘生产商希捷科技在中国苏州的工厂正式宣布解散，此前诺基亚苏州工厂、苏州紫兴纸业、韩国三星电子代工厂和苹果供应商等企业也选择了关闭苏州工厂。
据了解，苏州日东电工和苏州希捷都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而苏州工业园区则是“苏州模式”的典型代表。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认为，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苏州更多地走的是通过吸收FDI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这种引领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模式，而是属于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国早年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走向开放化自主创新的必经阶段。
“苏州模式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以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等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这个模式奠定了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名靠前的经济地位，然而近年来随着苏州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人工成本、税负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后，产业资本肯定是流向税负及人工运营成本都比较低的地方。”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宋文阁博士告诉本报记者。
苏州当地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也向记者表示：“苏州在人工成本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而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人工成本确实相对较低，但其效率相对也会比较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产业经济转型应该何去何从呢？
刘志彪表示，在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苏州应该在江苏省创新格局中，尽快把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转型成为具有自主创新特征的新的引领发展模式。苏州有这样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也应该有这种努力、担当、勇气和魄力。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挥自主创新的引领性作用，或率先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经济，必须把自身依赖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苏州工业园区率先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明确苏州工业园区将以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提升国际化开放合作水平为发展目标。2017年10月，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徐惠民曾向媒体表示，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苏州工业园区自主培育2至3个千亿级战略新兴产业，实现新兴产业的引领示范，转型发展跃上新台阶，开放创新实现再出发。
目前，苏州确实也涌现出了更多的优质企业。据江苏证监局提供的材料显示，截至2017年底，苏州境内上市公司总量已经超过100家，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之后全国第五个境内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