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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晓丹 杜晓雨 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加快成长，但在经济运行稳定性有所增强的同时，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等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还在不断积累。
本次问卷调查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框架总体不变，微调的核心是稳增长与防风险，去杠杆也需要给出明确指标，民营企业信心不高、民间投资增长缓慢要引起充分注意。
经济学人调查由《经济观察报》发起，每季度进行一次。受访者包括投行、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权威经济学家。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5份。
国家统计局将于1月18日举行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通胀温和 GDP平稳
6.9%、6.9%、6.8%，这是中国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近期PMI、进出口贸易、信贷投放等数据均超出市场预期，成为四季度经济得以保持平稳的重要支撑力量。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预测，四季度GDP增速为6.7%，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测是6.8%。本次的问卷调查显示，38%的经济学家认为四季度GDP增速为6.8%，32%认为是6.7%，18%认为是6.6%。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2016年底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者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他认为2017年的经济走势证明中速增长平台已经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对判断“新周期”的直观指标这一问题上，经济增速的选择占比达到40%，金融杠杆和库存则各占15%。这表明，尽管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但是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必要的经济增速仍是十分必要的。
鲁政委对于2018年十个经济黑天鹅事件的预测中，有两个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中小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基建烂尾导致的融资平台刚性兑付风险。
祝宝良认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等问题仍然存在，民营企业信心不高，2018年应该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物价控制在3%左右。
“CPI和PPI之间的剪刀差逐渐收窄，物价水平相对较为温和。”连平预计，2018年CPI上涨2%左右，高于2017年；PPI平均涨幅3.5%，低于2017年。
本次的问卷调查显示：64%的经济学家认为四季度CPI同比为1.8%，最大的影响因素是食品价格，货币因素占比22%；46%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半年PPI的价格将继续回落。与此同时，对于2017年备受关注的PPI向CPI传导失灵问题，47%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四季度出现转好，不过仍然有29%的经济学家认为并没有改善。
固投降速 弱化增长目标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就已显现，当时引起讨论最多的是，固投下滑经济怎么办，但是继续加码固投，债务怎么办？
这样矛盾的心态在固投和信贷数据上得以体现：房地产的投资和销售小幅下滑的频度增加，即便回升也是低基数所致，基建投资从2017年4月收紧地方融资后日渐吃力；制造业投资的好转来自于上游企业利润增长，而非是下游需求增加；信贷方面则是，曾经占了新增信贷九成的居民贷款，在限购、限贷，金融监管加强之下不断收敛。
在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经济的韧性是在增加的，房地产调控、基建放缓、约束地方举债虽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消费和出口对经济的支持作用也在增强。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房地产投资能否“软着陆”是经济的短期风险关键点，按揭贷款增长放慢也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将继续趋弱；但制造业升级仍在快速推进，保持这一积极趋势是2018年及之后几年中国经济中高速增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次的经济学人调查也显示，经济学家对投资、消费、外贸的判断较为积极：71%的经济学家认为四季度固投增长7—8%，82%认为消费增长10—11%，44%认为贸易顺差扩大。
2017年四季度召开的十九大并未如以往给出经济增长目标，这一转变无疑在传递一个极为明确的信号：经济增长的质量比速度重要。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宏观经济对于固投的担忧逐渐减弱了。随后召开的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高质量发展”。与十九大的政策基调一致，会议也强调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2018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将被定在6.5%左右，这意味着虽然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性下降，但不代表经济增长就不重要了。”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边泉水表示，这一方面反应了政府追求高质量增长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反应经济增长目标应该顺应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要求。
本次调查显示，四季度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占比70%。
房地产放缓 外部影响加大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框架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微调，调整的核心正是稳增长与防风险。
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宏观政策调整的另一个观测窗口。
本次的调查显示，对于2018年的房价，62%的经济学家认为会出现10%以内的降幅，18%认为会上涨10%；对于三四线城市房价，47%认为会下跌5—10%，29%认为基本持平，12%认为会上涨5—10%。在影响的因素方面，影响一线房价的最大因素是调控政策，占比70%，金融去杠杆占比16%，宏观政策占比7%。
在股市方面，85%的经济学家认为2018年上半年股市处于3000—3500点之间，9%认为是3500—4000点；72%的经济学家认为黄金在1200—1500美元区间。
而从资产投资角度来看，收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股票（占比33%），大宗商品（24%），美元（16%），债市（11%），黄金（9%），房地产（7%）。
而在流动性方面，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2018年的流动性不会出现明显放松，但会有所改善，对债市和股市产生影响，有利于投资者恢复对中小创股票的信心。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表示，2018年房地产放缓是大概率事件。
连平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可能存在三个潜在风险，除了政策多重收紧可能形成的金融市场叠加效应，另外两个风险则来自于外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全球资本流动和货币汇率可能形成冲击、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本次的经济学人调查也显示，50%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半年美联储将加息两次，44%认为加息一次；97%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期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6.5-7%。
中美的政策利率自2016年以来呈现出比较同步的趋势，在预期美联储还将出现加息的情况下，中国利率政策何去何从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资本外流不再是主要矛盾，政策利率将更多受到国内基本面影响。”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金融监管强化的预期还在促使市场利率抬升，因此紧跟美联储抬升的必要性并不明显。
相比于美联储加息，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连平认为，中国应该推进财税改革和减税降费，但出发点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展改革，而不是单纯为了应对美国减税而被动实施，他给出了中国降低税负的四个重点：一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二是开展个人综合所得税改革；三是改善营商环境降低综合成本；四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美国减税的直接结果是美国的经常性项目增加、美元升值、财政赤字增加，最终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扩大，那么中国要做的核心就是改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为美国买单。
本次调查显示：76%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央行不会加息，50%认为会降准一次，47%认为不会降准；积极的财政政策未来空间最大的是扩大转向债券（占比36%），降费（25%），减税（23%）。
防风险仍然是核心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内生的市场型结构转换将是动能转换的核心所在。”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性定位不宜改变。
刘元春认为，2018年的财政政策要延续积极的定位，但应对过快增长的财政赤字率会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关注点，名义财政赤字率仍可以定为3%，但各类隐形化债务要大幅度管控。
本次的问卷调查显示：当前财税改革的主要障碍是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清楚，占比62%，地方考核体制改革滞后占比21%，市场化改革滞后占比12%。与此同时，2018年的基建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相较于2017年会有所减弱，这一选项的占比高达61%，继续加大的占比仅有33%。
2017年的货币政策整体仍会稳健，不会有根本性转向，中国银行主管研究员周景彤认为，2018年M2增速9%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13万亿元，金融体系降杠杆、防风险仍是金融工作的主基调，监管层将灵活运用各种期限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强调各种期限工具的紧密衔接和削峰填谷式对冲操作，以维护好降杠杆与流动性基本稳定之间的平衡。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腾泰表示，稳妥去杠杆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但去杠杆的目的不是“去”，而应该是有“减”有“加”，核心在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推动生产要素转移到新供给领域。
鲁政委则建议，应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去杠杆指标。
本次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债务风险中，压力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占比76%；影子银行监管加强，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金融投机行为，占比84%。
对于当前经济的最大风险，排在第一名的是金融风险（占比70%），相关改革推进力度（14%），经济动能转换时间过长（8%）。
祝宝良认为，当前经济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
目前，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民间投资滑落反映出更深层次问题，企业税费成本依然较高、加强金融去杠杆过程中融资贵问题再次凸现、产权保护和法制建设仍存在问题，民间企业投资信心不高。
祝宝良建议，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调整：一是大力推动民间投资，贯彻落实促进民间投资26条等政策，开展民间投资督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政策措施，稳定基础设施投资；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和再融资，积极推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规范发展；三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纵深化，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继续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简化民间投资上报流程和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