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可谓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芒的元年。同年3月12日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后，G7国家纷至沓来，亚投行朋友圈不断扩容，目前G7国家还有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

近期，人民网发表了“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态度模糊，或为当初误判寻找借口”为题的文章，称代表日本政府带队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二号人物二阶俊博，在5月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应尽早加入亚投行，“应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太落后于人”。不过，也有日本官员有不同的表态。

日本媒体《日经新闻》早在2016年4月1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却曾提及，中方“曾力邀日本加入亚投行作为创始成员国”，并可以获得一系列“优惠待遇”，包括“在亚投行管理层给予日方一个最高级别副行长的位职，以及一个专门给日本的董事席位”。更有议论讲，中方当时为了争取日本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是“苦口婆心”。

对此，亚投行高层人士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接纳新的成员，亚投行的态度向来是开放的，“我们对任何国家的态度从来就是不卑不亢，一视同仁，绝对不会恳求，苦口婆心，私下交易或许诺”。

日本对亚投行态度出现微妙变化

尽管二阶俊博等人对亚投行的态度积极，但5月16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省太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讲：“日本(对亚投行的立场)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当天，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又重申了日本仍然持静观其变的立场。

日本政府高官对是否加入亚投行一事近期密集释放出截然不同的说法，似乎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此事拿捏未定、模棱两可的状态。不过有日本资深媒体人表示，部分日本官员表示愿意加入亚投行，可能是一种“读懂空气”的表现。“读懂空气”是日本的一种说法，意为“感应周围的人，作出相应的行为”。在亚投行受到全球各国高度认可的同时，日本似乎也读懂了空气。

其实，早在2015年中，日本媒体对于“日本叫板亚投行”的报道就跃入大众视野。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来用于亚洲各国基建投资，规模等同于亚投行的法定资本。

尽管“叫板”似乎有失偏颇，不过作为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最大的股东，日本扩大亚洲基建投资的想法并非心血来潮。2015年5月3日，麻生太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开行研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携手民间企业扩大亚洲基建投资，计划建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亚开行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资金等方面进一步做出贡献，这会为亚洲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对此，日本《读卖新闻》认为，日本希望利用“高品质”和“信赖度”等优势，提高存在感，并用相当于亚投行1000亿美元资本金的注资，与倡议设立亚投行的中国展开主导权之争。

对于财政负债不轻、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而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建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推测1000亿美元可能主要不是来自于政府财政，而是一般的商业性融资，因为日本民间拥有巨额的金融资产，政府至多可能是提供一定的利息补贴或融资担保。”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此前都曾表示，亚投行治理结构和透明度是他们最为关注的。日本和美国也没有排除未来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

其实，自从建立以来，亚投行始终强调的就是开放、透明和高效。接近亚投行的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股份分配按照域内域外各25%和75%的比例分配，其中域内75%的股份按域内各个国家GDP比例分配。即使日本当初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与，也是按这一原则分配股份，这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此外，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其主要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还将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并根据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至于亚投行的采购政策，更是向全球开放，无论相关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是否是亚投行成员，均可按亚投行采购政策确立的公开、公平、透明的标准和程序参与投标。这与日本主导的亚行采购只对其成员国的机构开放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人员招聘，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

此外，亚投行在项目所属地的选择方面也并不存在地域偏袒。亚投行的首批四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

亚投行项目稳步推进

亚投行在今年1月16日迎来了开业一周年。在此期间，亚投行建立和完善了组织架构，为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了17.27亿美元贷款，未来更多基建项目落地可期。

亚投行现有57个创始成员国，其中亚洲域内国家占比达到75%。目前亚投行已收到书面申请加入材料的国家有20多个，预计2017年成员国将接近90个。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亚投行紧紧抓住基础设施的主题，例如公路、电力等，”他称，之所以强调电力的重要性，是因为亚洲国家在过去20-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众多人口脱贫，“因为生活水平提高，对电力需求自然提高。”

例如，亚投行第一个独立融资的项目就是孟加拉国电力输送升级和扩容项目。制约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电力，如果能把输变电的技术提高，等于多造了几个电厂。

具体而言，亚投行的“配电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正是针对孟加拉国电力系统的问题和现状设计的，项目的一部分就是对达卡变电系统进行改造，减少系统的配电损失，年节电量大约为2190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了16400吨的碳排放。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引进了新的输变电技术，效果显著。现在中国电网建设相当发达，因此亚投行也要在成员国推动电力投资。

此外，交通也是关键。亚投行去年的项目中还包括一个印尼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这是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合作的项目，覆盖了好多城市，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环境，改善了交通、供水、供电。”金立群告诉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目前被印尼政府列为印尼棚户区改造的示范。头两期工程和世行合作，改善了这片区域5635人的生活。接下来，亚投行将和世行携手，在未来五年对印尼东部的154个城市970万个贫民窟进行同样的改造工程。

作为一家银行，亚投行虽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风险收益也是考量之一。

金立群对记者表示，“一方面，国际机构对主权国家贷款时，借款国家会提供主权担保，因此风险很小，除非这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也会做非主权担保项目，即私营部门项目，其意义重大，因为私营部门可以创造很多就业，且不需要主权担保，这使得主权国家的债务得到减轻，但对亚投行来说存在风险。”因此，关键在于控制风险。

“未来亚投行也会参与股权投资，效益可能更好。但亚投行不是以盈利为最大目标的机构，只是要以盈利保证机构的财务健康，确保长期融资能力。”金立群称，私营部门项目最高为18年，特殊情况也可以延至20年;主权担保项目的最长期限则可以为35年。

其实，这也是国际机构给借款国家提供的重要支持，因为多数国家不具备在国际市场融资的实力，就算钱借到了，成本也很高，一旦融资成本高达8%-10%，未来要怎么还呢?通过亚投行贷款就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拉长贷款期限，这样就能降低边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