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红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合肥
[摘要] 只有准确把握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才能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依据。本文运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有效整合CHIP数据和CFPS数据，修正现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暂时性收入偏误、生命周期偏误、同住样本选择偏误，估算并分析了2002－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呈下降趋势，但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这一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低于美国、巴西、日本等国，高于瑞典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流动状况，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底层和收入顶层的代际固化现象明显改善，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下降的来源；收入底层的农村居民容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完善教育资助政策，增加贫困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为每一个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是减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趋势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代际收入弹性；双样本工具变量法；计量偏误；收入差距
JEL: D10 D31J62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事实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大量研究成果中，比较常见的是利用基尼系数度量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收入差距分析却不多见，而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分析能够从动态视角提供收入差距之外的原因解释。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还是一个社会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标识。相对于结果不平等，公众更无法接受机会不平等，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准确把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并检验在收入差距调节中是否存在政策偏差，对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衡量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如何测度代际收入弹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最早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线性模型估计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数据的欠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一般基于单年的收入数据，Beckerand Tome(1979)通过估计，认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2，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后期研究则大多采用大型代表性数据库，Solon(1992)采用美国PSID数据库，利用父辈收入的5年平均，引入年龄的平方项，测得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得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低的社会。在估计方法上，也突破了简单的OLS估计，修正估计误差的方法如工具变量法、广义矩估计法等被广泛采用，现在已经发展到利用分位数回归、核密度技术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更加准确、详细。
目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对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测度，但估计值差异较大，研究中仍然存在相关问题和争议。一是代际收入弹性存在计量偏误。包括：用单年当期收入作为永久收入的替代变量，产生弹性向下的暂时性收入偏误；未考虑整个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收入的特点，而“随意”选取某一年龄点可观测收入产生的生命周期偏误；同住样本选择偏误，即只研究在调查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遗漏了那些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成年子女，导致样本代表性不足而产生系统误差。二是测度维度单一。多数学者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由于该数据农村居民家庭比重较高，利用该数据得到的城镇居民父子配对样本不足，现有研究主要测度了农村居民或全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基于中国的二元经济国情，分城乡测度并比较研究十分必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究竟有多大？存在较大偏差的研究结果会误读中国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现状。本文基于双样本工具变量法的代际收入弹性测度，不仅有效克服已有研究中由于数据缺陷而产生的多重计量偏误，还为城乡不同维度的分析提供了样本基础。由于方法上的可比性，研究结果具备了国际比较的基础。
使用有缺陷的数据测度代际收入弹性，容易产生一系列计量偏误。①暂时性收入偏误，即用当期收入作为永久收入的替代变量，代际收入弹性会被低估。修正弹性向下偏误的方法之一，是采用父辈当期收入的几年平均作为永久收入的代理变量，但由于影响当期收入的短期波动具有持续性，几年的收入平均并不能反映一生的收入波动情况，估计值仍然下偏(Mazumder,2005)。工具变量法（IV）是修正弹性向下偏误的另一种方法，父亲受教育程度等与父亲收入相关的变量是常用工具变量。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一般有正向影响，这就意味着工具变量法会产生弹性向上的偏误。如果父亲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父亲收入，还有可能影响子辈收入，即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相关，也会导致弹性上偏。因此，IV估计量给出的是代际收入弹性的上限值。②生命周期偏误。这一偏误在使用截面数据时难以避免，因为此时父子收入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在父子都就业的情况下，父亲处于职业生涯晚期，而子女处于职业生涯早期。Grawe(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使用父亲年老时的收入会导致代际收入弹性被低估。③同住样本选择偏误。Becker and Tomes(1986)提出了一个基于父母自己消费和子女投资的效用最大化模型，从理论上推断了家庭文化的影响会提高代际收入弹性，而这一影响又与子女和父母同住的时间成正比。因此，使用同住样本会导致代际收入弹性高估。
2.双样本工具变量法与计量偏误修正
双样本工具变量法，是国际上新近发展起来的针对数据缺陷且拟合优度高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工具变量有效利用两个独立样本的信息，得到“合成”的父子配对数据，分两阶段估计父亲永久收入、代际收入弹性。
（1）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与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3－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先上升，再自2009年逐步回落的过程，且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于农村居民。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就越低，二者的这一反向变动关系被称之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Corak, 2013)。斯蒂格利茨(2013)则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会带来更少的机会平等、更少的机会平等又导致更多的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过程描述为“逆向动态”的“恶性循环”。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说明，近10年来，伴随着收入基尼系数的缓慢下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也呈现下降趋势，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所提高。这一变动过程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密切相关。从教育改革看，恢复高考制度、不断完善义务教育制度，从总体上提高了各阶层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给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了改善自身收入的机会。尽管Solon认为教育收益率上升会导致代际收入弹性提高，但教育收益率上升对激励教育投入、提高劳动积极性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理论与经验研究均表明，提高子女受教育程度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路径。从劳动力市场改革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子女顶替制”、“系统内部招考”等子承父业制度逐步被废除，劳动合同制、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等制度的实施，给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业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创造了更加灵活、开放的劳动力市场。2002－2012年代际收入弹性对应的子辈出生年代分别为1962－1972年、1967－1977年和1972－1982年，以平均就业年龄为20岁计算，这些人群的就业时间都在80年代中期以后。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近年来进行的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收入差距，减缓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趋势。
（2）城镇居民的子女受父辈收入影响比农村居民更大，收入代际传递程度更高。对于这一现象，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学视角给出了解释。其一，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面临更小的资本约束，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也更高，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影响子辈收入；其二，城镇居民的父辈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更容易获取相关的工作信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辈的职业选择、就业状态，进而影响子辈的收入。然而，这些解释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既然农村居民的父辈受限于信贷能力和社会资本，对子女收入产生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那又为什么会存在向上的流动？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农村居民的子女，尤其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其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进城打工。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70后农村劳动力半数以上进城打工。因而本文推断，农村居民的子女可能主要是通过进城降低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为了检验这一推断，本文利用CFPS数据提供的被调查者“12岁时户口状况”，将12岁时仍然是农业户口，现在的户口状况是非农户口，且父亲是农业户口的人群分离出来，测度了从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人群的代际收入弹性。表5的结果显示，这一人群的代际收入弹性较低，2012年三个样本的平均估计值仅为0.1348。根据中国的现实，从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路径主要为三条：一是城镇化，即由工业化进程推动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二是先打工再创业，继而在城市落户；三是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这说明，农村居民的子女通过进城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和接受更高教育等途径，摆脱了父辈低收入的影响，降低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
降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使其不受父辈收入的影响，是各个国家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然而，从各国的现实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代际收入弹性依然较高，国别差异也较大。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加大了公共教育投资，试图减缓贫困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约束，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公平的法案，意在确保就业平等，但代际间收入不平等仍然存在，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仍然处于收入底层。而同为具有人口多样性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其基本价值观和社会习俗也与美国相近，代际收入弹性却只是美国的一半。究其原因，尽管美国在促进流动性方面的政府支出很高，甚至高于所有高收入国家，但只有约四分之一惠及中低收入者(Carasso,2008)。OECD在2012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针对穷人家庭孩子的教育支出相对较少，有才能的教师也不在教学条件差的学校教学，而加拿大则更加注重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上也给予了育儿父母更多的灵活性。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政府为实现“美国梦”而实施的公共政策弊大于利，更有利于在经济中占优势的人，中低收入者依然难以向上流动。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则是另外一番情景。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大量增加教育投资及补贴，以提高穷人家庭子女的就学率，但因为增长停滞，这些措施并没有提高他们的收入，代际收入弹性、基尼系数至今居高不下。各国的实践表明，并非由政府实施公共教育政策就能保证机会平等，如果政策实施不当，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3.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分析
上述基于普通回归方程的代际收入弹性，反映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总体变动，却没有体现不同收入群体的流动方向，更无法判别总体变动的内在原因。从各国的经验研究看，代际收入弹性背后可能隐含着各阶层不同的流动性。瑞典是一个流动性高的国家，即使是收入底层家庭的子女，经济地位也较少受到家庭背景影响，然而，Björklundet al(2012)研究发现，其收入顶层0.1％人群的代际收入弹性居然高达0.9，是一个“机会平等国土上的资本主义王朝”。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但其突出的特点是两极的固化。为了深入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状况，本文将父辈收入和子辈收入分别划分为五等份，构造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矩阵。结果见表7和表8。固化指数可以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流动情况作总体判断，是矩阵主对角线及其相邻单元之和。理想的代际流动应当是子辈位置不受父辈影响，即矩阵中每个单元的概率等于0.2，因此，对于5阶流动矩阵，理想的固化指数应为2.6。表7和表8显示，2002年城镇居民的固化指数较高，达到3.0446，说明不同收入群体固化现象较为严重，2012年下降为2.4474，流动性增强。比较而言，2012年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流动性高于城镇，其固化指数为2.5541，更接近2.6。
从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矩阵看，2002年，收入处于最低层的人群，其子女有32.63％仍然处于收入底层，向顶层跃升的机会只有12.14％。而收入处于顶层的人群，其子女有27.44％仍然留在收入顶层，跌落到底层的机会仅11.77％。这一状况在2012年有所改变。父辈处于最低收入组，子女向顶层攀升的机会提高了10个百分点。父辈属于最高收入组，其子女仅有15.57％能够继续处于顶层，而落入底层的机会增加了近8个百分点。可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下降，源于最低、最高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程度下降。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程度下降，这似乎与现实中存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相悖，事实上，“富二代”的工资性收入不一定高，其父子代际传递的路径应当是家庭财富；“官二代”则主要通过父辈的权力获得高收入职业或其他特权，也不是体现在父子收入相关性上。而这些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对比2012年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可见，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从收入顶层向下跌落的机会更大，从收入底层向中高收入阶层跃升的机会更小。例如，父辈收入处于最低分位组的农村居民，有22.44％在次低分位组，即有更多的机会上升到相邻组，跃升至60％以上分位组的概率小于城镇居民。这种状况说明，农村居民通过进城打工向上流动的通道并不通畅，存在着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处于收入底层的农村居民容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
五、结论与启示
针对当前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不完善，现有研究存在多重计量偏误的现状，本文利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将CHIP数据和CFPS数据对接，测度了2002－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并与用同样方法测度的国际数据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流动性考察，分析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的内在特点及原因。结论如下：①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均呈下降趋势，且农村居民的代际传递程度更低。这一变动趋势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一致。这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的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降低收入差距及其代际传递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②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国际比较中不容乐观，处于中间水平，低于不平等程度高的巴西、美国，高于流动性大的瑞典、澳大利亚。这意味着中国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状况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③尽管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上更高，但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流动状况存在差异。城镇居民收入底层和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所提高，但收入底层的农村居民向中高收入阶层攀升却相对较难，农村低收入者容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
在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减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趋势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形成通过努力就可以提高收入的预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引导城乡居民家庭加强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将使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间，成为长期的、动态不平等，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形成的政策启示如下：①加强教育投资，完善公共教育政策。教育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机制，有助于贫困家庭子女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政府应当在加强教育投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惠及贫困弱势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政策，提高这一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促进代际收入流动。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虽然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农村居民向上流动的通道仍不通畅，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打破阻碍农村居民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降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③降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应更加重视调节政策的实施效果。国际经验表明，并非由政府实施一系列公共政策就能实现机会平等，中国在制定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时，应当充分重视其实施效果，既要避免由于“福利赶超”而陷入“增长陷阱”，也要防止经济福利“上滴”，导致财富上流而加剧收入的两极分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城镇居民高收入者可能存在收入低估问题，农村居民高收入者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准确计量，这会影响代际收入弹性测度的准确性。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没有包含家庭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家庭财产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扩大，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可能在未来增大。如何测度高收入人群尤其是1％收入人群的代际收入弹性，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研究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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