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凯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许多挑战：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东部沿海大城市不断吸引劳动力流入，人口密度上升。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房价不断攀升来看，大城市承载力约束的问题看似十分突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与东部大城市有着较明显的差距，似乎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和收入提高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增长。

　　正是在此背景下，当前政策的倾向是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将资本和劳动力向中西部吸引。这就像是一个有着平均主义倾向的慈父，当一个孩子饱，另一个孩子饿的时候，就会想把前者的食物匀给后者一些。限制东部地区大城市发展，并从东部抽取资金，在中西部投资基础设施，如建设工业园吸引资本和劳动，是常见做法。然而对于大城市的限制，和意图努力发展中西部的现有做法，却有待再三考量。

　　人们对大城市的热情不减并不是没有理由。根据国际经验，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占比不断提高。美国上世纪末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而服务业发展，以及制造业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并产生正外部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进程，就是人口不断集聚在大城市。这是因为只有在大城市这种人口密集地区，才有利于需求带来的创新，才最有利于需要临近服务者的服务业发展，而制造业受到地域临近等约束不大。所以我们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大也意味大城市高生产率能得到更多的利用，且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并非坏事。我们的确需要促进其它地方进一步发展，但应当是建立在合理产业结构以及对当地比较优势的正确认知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

　　通常对于进一步扩张大城市的一个直觉上的顾虑是：如果容许原本就很大的城市不受限制地扩张，可能会引导整个社会的资本都向富裕地区集聚，造成富地更富，穷地更穷的后果。然而我们如果仔细考虑，会发现，如果资本和高端人力资本无限制地向富地聚集，而相对贫困地区的生产资料只剩下土地、少量资本和劳动力时，最终结果必然是富裕的大城市地区的资本和劳动边际生产率降低，相对匮乏地区的资本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从而让当地人收入提高，拉低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才能最终实现家长主义作风政府的最终目的，限制大城市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城市发展过程中，市场会显示和衡量其中的成本和收益。大城市扩张带来更充分利用外部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经济社会成本：原本大城市高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会使得大城市城郊的地租也较高，因此开发大城市在边际上比开发中小城市成本更高，并且规划不当的话还会出现拥挤、污染等社会成本。市场会自动衡量扩张城市的成本与收益，决定资本和劳动的流向。也就是说，在尽可能确保大城市充分接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情况下，城市的最大可能规模最终也是有限的，但会是地区平衡的最优的发展结果。已有对世界各国经验研究表明，大城市的相对人口规模比例满足齐夫定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国的最大城市的人口趋向于国家总人口数的一个固定比例，第二、第三乃至第N大城市都有其规模上的规律。在达到这个比例前，如果一味想要限制大城市发展，相当于直接限制了正外部性扩散的余地，无疑会带来效率损失。而在达到这个最优规模之后，则不需要政府控制，市场也会自动抑制城市的进一步扩大。负责任的家长往往有“闲不住的手”总想控制调配资源，往往会好心办坏事。

　　同样的道理，人为的将资本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面临着效率损失。过去十年左右时间中西部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工业园区，附以政府优惠政策，但是鲜有成功案例，很多工业园区最终只能空置。这也是政府“慈父”作风失败的反映，受到了市场的抵制。

　　相比于直接采用“堵”和“移”的方法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政府更应该从公共品的提供方面入手，放大生产中的正外部性，消除要素回报中的扭曲，解决真正的市场失灵。通过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做到最终的地区间人均产出的趋同。政府应该从总想主动控制经济变为被动服务经济，“慈父情节”实在要不得。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在资本和劳动的流向应该听从市场的分散化决策。而确保在要素报酬分配上实现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发挥市场潜力、放大生产的正外部性，才是政府最需要去做的。与其采用“慈父”心态，不如采用“益友”心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不一味地追求各地在表面上固定资产投资上的平等，而是确保各地都有优良的市场秩序，让要素发挥最大的活力，这样才能既做到有效率又能地区真正实现平衡。

　　文章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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